村里熟，肯定给你找个靠谱又便宜的施工队，保证比大舅儿子实在！”
三姑的方案，听起来是为老贝父母着想，省钱省心，还主动提出帮忙监督。但仔细一品，里面也有她的算盘：她丈夫如果能“帮忙盯着”，就有了介入的理由和一定的话语权，同时也能在村里落个“热心”的名声，或许还能在施工队那里得点人情。更重要的是，她反对大舅的方案，既有利益考量（怕大舅家独占好处），也有长久以来对大舅那种“大家长”做派的不满，想借此机会削弱大舅的影响力，提升自家在家族事务中的存在感。
老贝父亲还没来得及消化三姑的话，二姨的电话也追来了。二姨的角度又不一样。
“姐夫，老宅改造，是好事，也是体现家风的时候。” 二姨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慢条斯理，但带着知识分子的那种坚持，“咱们贝家，祖上也是读书人，讲究的是书香门第，低调内敛。弄得那么张扬，什么石墩子、高围墙，那是暴发户做派，让人笑话。我的建议是，风格要雅致，要有点文化气息。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一定要留着，那是文脉。可以请人题个字，刻个匾，钱不够，我们小雅（她女儿）认识美术学院的同学，可以帮忙设计，肯定有品位。”
二姨的方案，强调的是“文化品位”和“家风”，反对“俗气”和“张扬”。这既符合她一贯的清高姿态，也是在争夺对“家族形象”的定义权。她不屑于大舅的“面子工程”，也看不上三姑那种“省钱实在”的小家子气，她要的是“有文化”、“有格调”，而这方面，她自认最有发言权。如果按她的想法来，那么她和她那个读研究生的女儿，自然就成了“文化顾问”，地位凸显。
三个电话，三种截然不同的方案，背后是三种不同的立场和诉求：大舅要的是家族权威和实际利益（可能为其子揽工程）；三姑要的是实惠和话语权（反对大舅，彰显自家作用）；二姨要的是文化定义权和品位优越感。他们都试图将老宅改造这件事，纳入自己的轨道，并借此机会，在家族内部重新划分影响力版图。
而老贝父母，作为产权人，反而成了各方争夺和施压的对象，被架在火上烤。同意任何一方，都会得罪另外两方，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家庭矛盾。而且，无论按谁的方案，都意味着要投入比预期更多的精力、金钱，并卷入复杂的家族政治博弈。
老贝父亲愁得饭都吃不下了，跟老伴商量来商量去，拿不定主意。大舅那边催得紧，话说得越来越重，什么“不顾全家族”、“只顾自己小家”、“忘了根本”。三姑那边则天天打电话“提醒”，说大舅家怎么不靠谱，怎么想捞钱。二姨倒是没那么急，但每次通话，总要“不经意”地提起“品味”、“格调”的重要性，暗示按大舅或三姑的想法搞，会“丢贝家的人”。
“这……这可怎么办啊！” 母亲也急了，“答应谁都不行，不答应谁都要得罪人！这老宅，还不如不改造呢！”
“要不……问问明远？” 父亲迟疑地说。
“问他有什么用？他又不在老家，这事他也做不了主。” 母亲摇头。
“那……问问西克？” 父亲又说，“那孩子有主意，看事情透。”
母亲想了想，虽然觉得儿子处理事情太过“不近人情”，但眼下这局面，她们老两口确实束手无策，听听儿子的意见也好，至少能多个思路。
于是，老两口拨通了贝西克的视频电话，把前因后果，大舅、三姑、二姨的不同方案和态度，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语气里满是焦虑和无奈。
贝西克听完，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似乎对这种情况早已预料。他沉默了几秒钟，像是在快速分析，然后开口，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讨论一个与己无关的技术问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多方利益博弈模型，你们被设定为关键决策节点。大舅的方案，核心诉求是巩固其家族权威并可能获取经济利益，道德绑架是主要施压手段。三姑的方案，核心是阻止大舅获利并争夺事务参与权，以‘为你们好’和‘省钱’为表面理由。二姨的方案，核心是争夺文化话语权和彰显自身品位优势，以‘家风’和‘格调’为武器。”
老贝父母听得一愣一愣的，儿子这分析，简直像在拆解机器零件，把每个人的心思看得透透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选哪个都不行啊！” 父亲急切地问。
“哪个都不选。” 贝西克回答得干脆利落。
“都不选？” 母亲愕然，“可……可他们逼得紧啊！大舅那边话都说成那样了……”
“他们的逼迫，是基于一个预设：你们必须做出选择，并且必须从他们的方案中选择。” 贝西克冷静地说，“打破这个预设，就能跳出博弈框架。你们是法律上的产权人，拥有完全的决定权。政府有统一的改造规范和补贴标准，这是一个明确的外部规则。你们只需要，也只需要遵守这个外部规则。”
“你的意思是……就按政府要求的来，别的谁的意见都不听？” 父亲问。
“准确说，是不参与他们的‘方案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