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里的刘强喊道。
刘强愣了一下，这可是正规的军用管制装备，在黑市上能卖到天价。
“五件！五件夹克给你！”刘强回过神来，从编织袋里扯出五件散发着刺鼻塑料味的人造革夹克。
少校毫不犹豫地把那个沉重的夜视望远镜塞进刘强手里，一把抢过夹克，紧紧抱在怀里，生怕被别人抢走。他那双曾经握过苏制突击步枪的手，此刻在为了几件廉价衣服而颤抖。
“罐头！我要肉罐头！”
一个满头金发、容貌姣好的年轻俄罗斯女人，脱下手腕上一块沉甸甸的机械女表，递到老孙面前。
老孙看了一眼那块表，眼神一亮，从麻袋里掏出五盒午餐肉罐头。
女人接过罐头，甚至等不及回家，直接在站台上用手指抠开铁皮盖，不顾形象地将那混合着淀粉和劣质碎肉的午餐肉大口大口地塞进嘴里。
刘强看着这一幕，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这是一个曾经能够把宇航员送上太空、拥有上万辆坦克的国家。
现在，他们的军官用夜视仪换皮衣，他们的女人用表换几个猪肉罐头。
这不再是平等的贸易。
这是一种宏观经济崩溃后，底层平民为了生存底线，所进行的绝望抛售。华夏的轻工业产品，在这里获得了远超其本身价值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购买力。
这列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一路向西，在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等沿途各大城市停靠。
每一次停靠，都是一次疯狂的洗劫。
当列车最终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时。
刘强的那四个装满衣物和罐头的编织袋，已经变得空空如也。
取而代之的，是装满他两个贴身口袋的苏联军用光学镜头、特种钢制刀具、金银首饰以及几块沉甸甸的劳力士手表。
这趟长达十几天的跨国倒卖，华夏的平民用最原始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苏联民间财富的收割。
但在这些熙熙攘攘的倒爷背后，隐藏着一股更加冷酷、目标更加明确的国家级暗流。
莫斯科，特维尔大街附近的一家昏暗酒馆。
酒馆里没有暖气，空气中弥漫着廉价伏特加和酸黄瓜的味道。几名失业的苏联工人缩在角落里喝着闷酒。
在酒馆深处的一个隐蔽包厢里。
一名穿着高档羊绒大衣、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的华夏中年男人，正端着一杯温热的红茶。
他叫许建平，表面身份是一家南方特区进出口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但他的真实身份，是西京政务院、由内卫局和经济规划局联合成立的特别资产并购小组的高级特派员。
华夏高层比那些底层的倒爷看得更远，也更贪婪。
他们不需要那些二手的望远镜和金表。
他们要的，是这个红色帝国在过去五十年里，用人力物力和计划经济砸出来的、最核心的工业遗产和基础科学大脑。
坐在许建平越对面的，是一个五十多岁、头发稀疏的苏联男人。他叫阿列克谢，曾是苏联某航空发动机设计局的高级空气动力学专家。
阿列克谢的西装有些宽大，显然很久没有添置新衣了。他的脸色苍白，眼神中透着一种深深的疲惫和焦虑。
“阿列克谢先生，您考虑得怎么样了？”许建平放下茶杯，语气平稳，带着一种掌控全局的从容。
“许先生。”阿列克谢搓着冻僵的双手，声音沙哑。“我是一个苏维埃的科学家。我的毕生心血都在那个设计局里。我不能就这么离开我的祖国。”
“祖国？”许建平冷笑了一声。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报纸，推到阿列克谢面前。
那是莫斯科的真理报。上面的头版新闻，是关于政府再次削减科研经费、大量军工企业面临破产清算的报道。
“您的祖国，现在连每个月三百卢布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我听说，您上个星期的心脏病药，还是在黑市上用您妻子的结婚戒指换来的。”
许建平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切中阿列克谢最软弱的痛处。
“阿列克谢先生。华夏没有那么多的意识形态纠葛。我们只讲究等价交换。”
许建平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放在桌面上。
信封没有封口，露出里面一沓沓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一百美元面值的富兰克林纸币。
“这里是五万美元的安家费。”
许建平看着阿列克谢那骤然缩紧的瞳孔。
“只要您同意签订这份劳动合同。华夏不仅会提供您在西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独立实验室、充足的科研经费。”
“您的家人将被安全护送到西京。我们会为您提供一套面积一百二十平方米的集中供暖公寓。您的孩子将进入华夏最好的学校就读。您所需要的任何心脏病药物，华夏的医院会无限量免费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