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柳丝会一直垂着，那些诗会一直题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婚后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赏画，一起游山玩水。他写一首，她和一首；他填一阕，她答一阕。她的诗，写得比从前更好了。因为有了对手，有了知音，有了那个在她诗稿空白处用小楷批下“此句妙绝”的人。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
崔龙见后来去了京城做官。她带着孩子，从常州搬到北京，住进了京城的官舍。她在官舍里，建了一座小草堂，取名“浣青草堂”。浣是洗，青是柳色。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株柳树，被风吹着，被雨打着，被雪压着，可她的枝条还在发，她的柳絮还在飞。她不怕风，不怕雨，不怕雪，只怕自己不再写了。不写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在京城住了很多年。崔龙见白天上班，晚上回来，陪她吃饭，陪她说话，陪她写诗。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他老了。他比她大十几岁，老得比她快。他的头发白了，他的腰弯了，他的眼睛花了，他的手抖了。她扶着他，在院子里散步，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剩下的日子。她不知道还剩多少日子，她只知道，她不能让他一个人走。她要陪着他，走到最后。
他死了。死在京城的官舍里，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写完那首《白头吟》的冬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五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崔家的媳妇，是崔龙见的妻子，是崔龙见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崔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崔龙见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柳树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柳树是她唯一的伴侣。她每天在浣青草堂里，写一首又一首的诗。她的诗，越来越淡，越来越瘦，越来越不像诗，像她这个人——瘦，淡，冷，孤。她用词越来越少，用意越来越多，词淡到几乎没有颜色，意多到纸都皱了。她不是在写诗，她是在哭。把哭写成诗，把泪化成墨，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她写了一首《柳》，诗里有一句：
“柳丝长系玉人心，春水东流日夜深。莫道闺中无别恨，一江烟雨一江愁。”
柳丝长系玉人心——柳丝长长地系着她这颗玉做的心。春水东流日夜深——春水向东流去，日日夜夜，越来越深。莫道闺中无别恨——不要说闺中没有别恨。一江烟雨一江愁——一江的烟雨，一江的愁。她写的是柳，也是她自己。她的心，被柳丝系着，系了一辈子，系到丝断了，系到心碎了，可她不肯松。松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晚年，是在浣青草堂里度过的。浣青草堂，是她自己取的名字。浣是洗，青是柳色。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株被雨水洗过的柳树，青翠欲滴，可那青翠底下，是满身的裂纹，是满心的疮痍。她一个人，住在京城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
她把崔龙见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种柳树上。她在浣青草堂的院子里，种了一株又一株的柳树。她种了十年，种了二十株，种到院子里全是柳树，种到柳丝垂下来，遮住了天，遮住了地，遮住了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每天坐在柳树下，看着柳丝在风中摇摆，看着柳絮在雨中飘飞。她看着它们，看了一整天，看到天黑，看到天亮，看到自己老了。可她还在看。不是不想不看，是不敢不看。不看，她就不知道柳絮还在飞；不知道柳絮还在飞，她就不知道日子还在过。日子还在过，她还得活。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京城的浣青草堂上，落在古运河的柳树梢头，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浣青诗草》，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崔氏妇，随夫宦游四方，备尝行役之苦。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浣青诗草》。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清诗别裁集》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