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黄家的媳妇，是黄茂梧的妻子，是黄茂梧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黄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黄茂梧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学问上，放在了儿子身上。她的两个儿子，黄燮、黄炜，她亲自教他们读书。她教他们读《周易》，读《尚书》，读《诗经》，读《礼记》，读《春秋》。她教他们读史，读《史记》，读《汉书》，读《后汉书》，读《三国志》。她教他们读诸子，读《老子》，读《庄子》，读《韩非子》，读《孙子兵法》。她把自己所有的才学，都传给了这两个孩子；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两个孩子身上。
她在《卧月轩稿》中写道：“余自夫亡后，教子自娱。每夜分，寒灯荧荧，与两儿朗读声相和。儿问余：‘母何不寐？’余曰：‘儿未成，吾何能寐？’”
每夜分，寒灯荧荧——夜半时分，寒灯荧荧地亮着。与两儿朗读声相和——她和两个孩子一起朗读，声音互相应和。儿问余：母何不寐？——孩子问她：母亲为什么不睡？余曰：儿未成，吾何能寐？——她说：你们还没有学成，我怎么能睡？
她不是不困，是不敢困。她怕一闭眼，就再也睁不开了；她怕睁不开眼，就再也见不到孩子们了；她怕见不到孩子们，就再也没有人替黄家撑起那片塌了的天。她撑着，撑了一辈子，撑到孩子们都成了才，撑到头发都白了，撑到眼睛都花了，撑到再也撑不动了。可她还在撑。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还自己读书。她读经，读史，读子，读集。她读《易》，读懂了阴阳消长；她读《书》，读懂了治乱兴衰；她读《诗》，读懂了人情冷暖；她读《春秋》，读懂了褒贬是非。她把那些读懂的、读不懂的、读了又忘、忘了又读的东西，都写进了《卧月轩稿》里。她的文章，写得比诗还好。她的朋友黄宗羲，是明末清初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读了她的文章，惊叹不已，说：“顾和知，闺阁中未易才也。其文有古人之风，非寻常女子所能及。”
她在《卧月轩稿》中写道：“余尝读史，至《列女传》，见其所载，多节义之事。然节义者，一时之烈也；学问者，终身之业也。余不敢以节义自矜，惟以学问自勉。”
节义者，一时之烈也——节义，是一时的刚烈。学问者，终身之业也——学问，是一辈子的事业。余不敢以节义自矜——她不敢拿节义来夸耀自己。惟以学问自勉——她只拿学问来勉励自己。她不是不想做烈女，是不屑。烈女的名声，太轻了；学问的重量，太重了。她宁愿做那个在灯下读到天亮的女人，也不愿做那个被人立了牌坊、供在祠堂里、一年只被人想起一次的女人。她要的是自己想起自己。每天，每夜，每时，每刻。她活着，她读着，她写着。她不需要牌坊，不需要旌表，不需要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她只需要书，只需要笔，只需要那盏永远不会灭的灯。
她晚年，是在卧月轩里度过的。卧月轩，是她自己取的名字。卧是躺，月是月亮。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弯月亮，躺在轩里，躺在书堆中，躺在那些她读了一辈子、还没有读完的书页上。她一个人，住在杭州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
她把黄茂梧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读书上。她读了一辈子的书，读到眼睛都瞎了，可她还在读。不是用眼读，是用心读。她把那些书，读进了心里，读进了梦里，读进了那句“儿未成，吾何能寐”的叹息里。
她活到八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杭州的卧月轩上，落在西湖的烟波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卧月轩稿》，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黄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教子读书，以自遣。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卧月轩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文章，被收录在《明文海》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卧月轩稿》中写过这样一句：“儿未成，吾何能寐？”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