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两年，大姐叶纨纨也因哀伤过度，郁郁而终，年仅二十三岁。她跪在大姐的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大姐，你走了，二姐怎么办？弟弟妹妹们怎么办？”大姐不回答。她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二十岁。她失去了两个最亲的姐姐，一个妹妹，还有那颗被撕成碎片的心。她以为这就是最痛了。可她不知道，更痛的，还在后面。
她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沈永祯。沈永祯，字某，号某，是吴江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蕙绸，你又瘦了”。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她错了。
沈永祯后来病了。他的病，来得突然，来得凶猛。先是发热，然后咳嗽，咳血，最后卧床不起。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沈永祯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他死了。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写完那首《白头吟》的冬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
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沈家的媳妇，是沈永祯的妻子，是沈永祯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沈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沈永祯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戏曲上。她开始写一部杂剧，叫《鸳鸯梦》。鸳鸯梦，是她给自己造的一个梦。梦里，她和姐姐们、妹妹，还是从前的样子，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一起在疏香阁的窗前赏梅。梦里，她们没有死，没有嫁，没有离别，没有那些撕心裂肺的疼。她把自己关在那个梦里，关了三年，写到笔都秃了，写到纸都黄了，写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写。不写，她怕自己忘了姐姐和妹妹的声音；不写，她怕自己忘了她们的样子；不写，她怕自己忘了自己是谁。
她在《鸳鸯梦》的序言中写道：“余幼与昭齐、琼章两姊，姊妹三人，联吟结社，花晨月夕，无间寒暑。不意数年间，两姊相继夭殁，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每忆从前唱和之乐，未尝不涕泗横流也。因仿元人杂剧，作《鸳鸯梦》一编，以寄吾哀思。”
“以寄吾哀思”——她不敢说自己的剧能够传世，她只是想用这些字句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她的哀思太重了，重到她的心装不下，必须倒出来，倒在纸上，倒在戏里，倒在每一个字里。她不知道的是，她的剧真的传世了。《鸳鸯梦》被收录在《全清戏曲》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我在叶家埭的老宅前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老宅的门是锁着的，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铁锁，锁眼已经被锈堵死了，怎么也打不开。我透过门缝往里看，院子里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草尖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一颗的泪。院子深处，隐约能看见一座小楼，楼已经破败了，屋顶上的瓦片碎了大半，墙壁上的石灰剥落了，露出里面的青砖。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座楼——疏香阁。
我站在门外，看着那座楼，看了很久。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滴在衣领里，凉凉的。我忽然想，三百年前，是不是也有一个人，在这样的雨天里，站在这里，望着那座楼，心里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那个人，就是叶小纨。
她写《鸳鸯梦》的时候，大概就坐在这座楼里。楼还是从前的楼，窗还是从前的窗，梅还是从前的梅，可人已经不是从前的人了。她一个人，坐在窗前，面前摊着纸，手里捏着笔，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她不知道写什么。想写姐姐，可姐姐死了；想写妹妹，可妹妹也死了；想写丈夫，可丈夫也死了。她不知道该写给谁，不知道该写什么。她只能写梦。写一个永远不会醒的梦，写一个永远不会散的姐妹，写一个永远不会走的丈夫。她在梦里，把自己骗了三年。三年后，梦醒了。她醒了，可那些人没有回来。她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疏香阁里，对着那株老梅，对着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雨，对着那些再也写不出的句子，哭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她擦干眼泪，把笔放下，把纸收好，把梦关上了。她不再写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敢写了。她怕一写，梦又醒了；她怕梦醒了，她又得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楼里，对着空荡荡的院子，对着空荡荡的余生。
她活到六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