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画画上。她画梅花，画那些“冰姿不怕雪霜侵”的梅花。她的梅花，越来越淡，越来越瘦，越来越不像梅花，像她这个人——瘦，淡，冷，孤。她用墨越来越少，用水越来越多，墨淡到几乎没有颜色，水多到纸都皱了。她不是在画画，她是在哭。把哭画成画，把泪化成墨，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我在那间小屋前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细细密密的，落在院里的荒草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她在灯下磨墨的声音。她磨了一辈子的墨，磨到墨锭都磨光了，磨到砚台都磨穿了，磨到手指都磨出了老茧。可她还是磨。不磨，她写不出字；写不出字，她就会疯。
我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屋里很暗，只有从破窗里透进来的一点光，照在墙上那幅梅花图上。我走到画前，凑近了看。墨色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可那几朵梅花还在，在枝头上，在雨里，在那些被虫蛀过的孔洞里，倔强地开着。花瓣薄得像蝉翼，仿佛一口气就能吹散。可它们没有散。它们在那里，开了三百年，还没有谢。
画的旁边，挂着一支笔。笔杆是竹子的，已经裂了，笔头的毛也秃了，可它还挂在墙上，像一个断了腿的老兵，在角落里静静地站着，一言不发。我伸手摸了摸那支笔，笔杆凉凉的，滑滑的，像她的手指，握在手里，凉得让人心疼。她就是用这支笔，写下了那些诗，画下了那些梅。她写了多少年？画了多少年？从十五岁写到三十岁，从三十岁画到七十岁。写了五十年，画了五十年，写到笔都秃了，画到纸都黄了，可她还在写，还在画。不停，不能停。一停，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写过一首《梅花》，诗里有一句：
“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一般清瘦似君心。”
冰姿不怕雪霜侵——她的梅花，不怕雪，不怕霜。羞傍玉楼与琼林——它羞于傍着玉楼和琼林。冷淡未知人世味——它冷淡，不知道人世的味道。一般清瘦似君心——它和你的心一样清瘦。她写的是梅花，也是她自己。她的心，像梅花一样冷，一样硬，一样不怕雪霜的侵凌。她不需要玉楼琼林的庇护，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她只需要自己。她是一株野梅花，长在荒郊野外，没有人浇灌，没有人欣赏，可她照样开花，照样吐香，照样在风雪中站得笔直。她站了一辈子，站到枝干都弯了，站到树皮都裂了，站到花都落了，可她没有倒。不能倒。倒了，就什么都没了。
我走出小屋，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荒草，看着那些雨滴从草尖上滑下来，滴进泥土里，滴进那些看不见的深处。我忽然想，她是不是也常常这样，一个人，站在这个院子里，看着这些草，看着这些雨，看着这些她种了一辈子、却没有等到花开的花？她种过什么？种过梅，种过兰，种过菊，种过竹。可她种的那些花，都没有活。不是花不好，是土不好。钟山的土，太硬了，太冷了，太瘦了，养不活那些娇贵的花。可她还是种。种了一年又一年，种到手指都磨破了，种到腰都直不起来了，种到再也种不动了。她不是不知道种不活，她是不甘心。不甘心那些花，开在别人的院子里，开在那些她到不了的地方，开在她只能在梦里见到的地方。她到不了，只能种。种下去，就好过一点。好过一点，就能再活一天。
她在《钟山秀才诗》中写道：
“种梅三十年，花落人亦老。明年花开时，不知谁来看。”
种梅三十年——她种了三十年的梅花。花落人亦老——花落了，人也老了。明年花开时——明年梅花开的时候。不知谁来看——不知道谁会来看。她写了三十年，种了三十年，等了三十年。可她没有等到那个来看花的人。那个人，死了。死在那年冬天，死在那场她永远也醒不来的噩梦里。她等不了了。她死了。死在那年春天，死在梅花开得最盛的时候。她死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枝梅花。梅花是白的，白得像雪，像月光，像她年轻时穿的那件素白的衫子。她把梅花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她去找他了。找那个在她画上题诗的人，找那个在灯下批她诗稿的人，找那个说“仲淑，你又瘦了”的人。她找了三十年，终于找到了。
我站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转过身，准备离开。走到院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院子还是那个院子，荒的，空的，静的。可我觉得，它不是空的。她的魂，还在。在那间小屋里，在那幅梅花图上，在那支秃了笔头的笔里，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听见她磨墨的声音，听见她铺纸的声音，听见她在灯下轻轻地、轻轻地念着那句——“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
她念了一辈子，念到声音都哑了，念到字都模糊了，念到再也念不动了。可她还在念。在风里念，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