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某生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某生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某生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某生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碧香阁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某生死了，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可她不只是寡妇。她还是诗人。她不仅写诗，还结社。
她是“蕉园诗社”的后起之秀。清初康熙年间，杭州的顾玉蕊发起蕉园诗社，聚集了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等九位才女，名动江南。到了雍正、乾隆年间，蕉园诗社的后劲未衰，又有一批年轻的女诗人接过了那面旗。孙兰韫就是其中之一。她没有见过顾玉蕊，没有见过林以宁，没有见过柴静仪。她只在诗稿里读过她们的诗，在传说里听过她们的故事。可她把她们当成榜样，把蕉园诗社当成自己的家。
她写信给嘉兴的几位才女，邀请她们一起写诗。信中说：“蕉园旧事，吾辈不可忘也。愿与诸君共续之。”她们来了。几个人，坐在南湖边，像当年的顾玉蕊她们一样，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那是一个属于女子的文学乌托邦。
孙兰韫在《蕉园续集》中写道：“蕉园旧雨忆当年，诗酒琴棋共一船。今日重来风景异，青山犹似昔时妍。”
这首写得情深意切。她不是不会写情诗，是她的情诗，从来不写给男人。她写给女人，写给那些懂她的、和她一样被时代困住的女人。那些女人，比男人更懂她，比男人更疼她，比男人更值得她写。她写的是林以宁，是柴静仪，是钱凤纶，是那些她从未见过、却在诗里认识了的人。她们的友情，比爱情更长久，比亲情更纯粹，比诗更动人。
她在蕉园诗社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些女伴们，和她一样，都是被时代困住的人。她们被困在闺阁里，被困在婚姻里，被困在“贤妻良母”的枷锁里。可她们不甘心。她们用诗，把那些枷锁打开了一条缝。缝很小，只够透一口气。可那一口气，是活的，是热的，是她们在这个窒息的世界里，唯一能吸到的氧气。
可蕉园诗社后来散了。不是散了，是散了。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一个个地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湖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孙兰韫一个人，守着她的碧香阁，守着那卷《绿窗遗稿》，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她在《忆蕉园》中写道：“记得当年聚首时，蕉园花满凤凰枝。而今人散花零落，只有青山似旧时。”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辈子的浓。她的浓，不是她父亲的那种浓，艳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的浓，是藏着的，是压在箱底的，是锁在碧香阁的诗稿底下的。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活着，才能疼；疼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晚年，是在碧香阁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嘉兴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嘉兴的碧香阁上，落在南湖的烟雨楼顶，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碧香阁诗钞》和《绿窗遗稿》，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