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细腰。”
她没有写桃花，没有写战争，没有写亡国。她写的是一株杨柳。一株在春风中跳舞的杨柳。可那杨柳，“无颜色”。连杨柳都没有颜色了，春天还是春天吗？扬州还是扬州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株杨柳还在。还在那里，还在风里，还在雨中，还在她回不去的旧梦里。
船到金陵的时候，又下雨了。
金陵是明朝的旧都。太祖皇帝朱元璋在这里定都，建了那座高大巍峨的石头城。可如今，石头城还在，城头上的旗子，已经换了颜色。
她把船停在秦淮河畔，一个人走上岸。秦淮河还是从前的秦淮河，水还是绿莹莹的，灯还是红彤彤的，歌女的歌声还是软绵绵的、酥到骨头里。可那些歌女唱的不再是旧曲了。她们唱的是新词，是新朝的新词，是赞颂新朝的新词。她听了两句，转身就走。
她不是不想听，是不敢听。她怕自己听了，会忍不住哭；她怕自己哭了，会被人问；她怕被人问了，会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不能说“我哭的是明朝”，因为明朝已经不在了；她不能说“我哭的是秦淮河”，因为秦淮河还在；她不能说“我哭的是我自己”，因为她自己还活着。
她只能把眼泪咽回去，咽进肚子里，咽进心里，咽进那些没有人读的诗里。
那天夜里，她在船上写下了这样一首：
“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她写的是李白。李白写的是春秋时的吴王夫差，她写的是明朝的崇祯皇帝。李白写的是吴王宫里的美人，她写的是自己。西江月还在，还在照着秦淮河，照着石头城，照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梦。
她没有说破，可她什么都说了。
船到杭州的时候，是秋天。
西湖的水还是从前的水，山还是从前的山，塔还是从前的塔。可岸上的行人，已经不是从前的人了。他们穿着新朝的衣服，梳着新朝的发式，说着新朝的话。她走在人群中，像一个鬼魂，看得见别人，别人看不见她。
她去了孤山。孤山上有林和靖的墓，墓前有那株老梅。梅花还没有开，枝头光秃秃的，像一只只瘦骨嶙峋的手，伸向天空，像是在乞讨什么，又像是在祈求什么。
她站在梅树下，站了很久。然后从袖中摸出一张纸，用烧焦的树枝，在纸上写了一首诗：
“林逋墓前梅未开，我来看时只有苔。苔深不掩孤山骨，犹向春风立几回。”
写完之后，她把纸折了，塞进石缝里。她不知道谁会看到它，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看到。可她不在乎。她不是写给别人的，是写给林逋的，是写给那些和她一样、在这个世上活着却又像死了一样的魂的。
林逋是宋朝人，可他活着的时候，像唐朝人；他死后，成了所有朝代的人。她也是。她是明朝人，可明朝亡了；她是清朝人，可她不愿意做清朝人。她不属于任何一个朝代，她只属于她自己，只属于她的船，只属于她的诗。
她的诗写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短。有时候只有四句，有时候只有两句，有时候只有一句。那一句写出来，就是“天黑了”，就是“雨停了”，就是“船到了”。不是没有话说了，是话说太多了，已经说不出来了。
她写过一首最短的诗，只有十个字：
“浮槎来又去，人在雨中行。”
十个字。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起承转合，没有波澜起伏。只有一个画面：一条船，在水上浮浮沉沉；一个人，在雨中走来走去。走了多久？不知道。还要走多久？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还在走，还在写，还在活着。
活着就好。活着就可以继续看雨，继续听雨，继续在雨中走。活着就可以继续写诗，继续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写在纸上，写在竹片上，写在船板上，写在一切能写的地方。
活着，就是对死亡最大的反抗。
她死在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
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她的名字没有留下来，她的诗没有留下来，她的船没有留下来，她的丈夫没有留下来。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像一场雨，落在河里，就再也找不到了。
可她存在过。我相信她存在过。
因为我在一本旧书里，读到过这样一首诗。那首诗没有署名，没有题目，只有四句：
“客舟听雨二十年，鬓未白时心已寒。不知故园花落尽，犹向天涯问归船。”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也许是那个姓陆的女子，也许是别的什么人。可我宁愿相信是她写的。因为那首诗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技巧，不是才华，而是一颗在雨中泡了太久的心，终于开口说话。
那声音不大，甚至有些沙哑，有些含糊，有些语无伦次。可它说了。它说了二十年，说了二十年的雨，二十年的船，二十年的流浪，二十年的孤独。它说了，就足够了。
不需要有人听。不需要有人懂。甚至不需要被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