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肩膀都微微抬了起来。然后他慢慢地、慢慢地吐出来。
“闹出院。”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念一份菜单，“不报告位置。出任务期间出来喝酒。夜不归宿。”
他停了一下。
然后他抬起手，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那一下拍得太狠了，桌上的空瓶子跳了起来，叮叮当当地倒了一片。烤串签子滚到了地上，花生盘翻了个个儿，拍黄瓜的汤汁溅到了桌面上。酒馆的窗户嗡嗡地响，吧台上的杯子轻轻晃动。
“出去别说你们是我林岳峰的兵！”
他的声音在酒馆里炸开，像一颗手雷在密闭空间里爆炸。赵远航的身体微微颤了一下，我感觉到自己的后背在出汗。
林岳峰看着我们，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的脸上终于有了表情——不是愤怒，愤怒太简单了。那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混合了恼怒、失望、后怕，以及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一个父亲在找到夜不归宿的儿子之后，想打又舍不得打、想骂又骂不出口的那种东西。
“一晚上。”他的声音低了下来，但低比高更可怕，“整整一晚上。北京城被我的部队翻了个底朝天。医院、干休所、你们常去的地方、你们不常去的地方、你们可能去的所有地方——翻了个遍。通讯兵打了你们每人三十七个电话，全部无人接听。定位系统显示你们的手机信号最后出现在王府井，然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停顿了一下，喉结动了动。
“你们两个，还有脸在这里潇洒。”
他转过头，看着窗外那几辆还亮着灯的越野车，看了几秒钟。然后他转回来，看着我们，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吐出一个字。
“滚。”
那个字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但在那一刻，那个字的重量比一座山还重。
我和赵远航都懵了。
往哪里滚？我们站在酒馆的瓷砖地板上，脚后跟并拢，双手贴在大腿外侧，目视前方。前面是林岳峰，后面是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左边是墙，右边是吧台。往哪里滚？
我们站着没动。
林岳峰的眼睛眯了起来。
身后传来脚步声。两个士兵走上前来，一左一右，不由分说地架住了我和赵远航的胳膊。他们的手很有力，像铁钳一样扣在我们的上臂上，不是要伤害我们，而是那种——你懂的——那种“别废话，跟我走”的力道。
我被架出了酒馆。赵远航被架出了酒馆。夜风迎面扑来，带着深秋的寒意和汽油的气味。我的脑子还是懵的，啤酒的后劲还没有完全散去，眼前的世界像一台没调好焦距的投影仪，边缘模糊，颜色失真。
我们被塞进了越野车的后座。车门关上的声音很重，砰的一声，像潜艇舱门关闭时的回响。赵远航坐在我旁边，他的脸还是红的，但他的眼睛已经清醒了不少——或者说，被吓清醒了。
车子发动了。引擎低沉地轰鸣着，车窗外的街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北京城的夜景在车窗外流淌，王府井、长安街、广场——我们昨晚跑过的地方，现在以另一种速度掠过。
没有人说话。司机不说话，副驾驶上的士兵不说话，我和赵远航更不敢说话。车厢里只有引擎的声音和暖风的声音。
车开了大约四十分钟。出了城区，上了高速，又下了高速，拐进了一条两侧种满梧桐的路。梧桐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在路灯下投下扭曲的影子。
路的尽头是一扇铁门。铁门两侧有岗亭，岗亭里有士兵。士兵看到车牌，敬了一个礼，铁门缓缓打开了。
车子开了进去。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几栋灰白色的建筑，不高，但很敦实，像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石头。楼与楼之间有小路相连，路边种着冬青和松柏，在夜色中沉默着。
车子在一栋楼前停下了。楼不高，三层，外墙是深灰色的，窗户不大，透出白色的灯光。门前的台阶上铺着深红色的防滑垫，台阶两侧各有一盏壁灯，发出昏黄的光。
车门被打开了。我和赵远航被“请”了出来——不是架出来的，但那个请字的力道不比架轻多少。我们跟着林岳峰走上台阶，走进楼门，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地板是浅灰色的水磨石，墙壁是白色的，每隔几米就有一扇棕色的木门，门上有编号，但没写是什么房间。
林岳峰走在最前面，他的步子很大，军靴在水磨石地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他的背影很直，肩膀很宽，腰杆很挺——六十岁的人，站得比大多数年轻人都直。
我们在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前停下了。那扇门比走廊里的其他门都大，深棕色的实木，门把手是黄铜的，擦得锃亮。门旁边的墙上有一个小小的铭牌，上面刻着几个字——“第二会议室”。
林岳峰深吸了一口气，伸手推开了门。
他率先走了进去。我跟在他后面，赵远航跟在我后面。会议室不大，中间摆着一张长条形的会议桌，桌面上铺着深绿色的绒布，绒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