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我才知道，赵天豪给了他十万，还承诺给他儿子安排工作。”
“银行那边，负责我贷款的那个副行长，突然调走了。新来的行长说我的公司风险太高，要重新评估。评估还没开始，抽贷的通知就下来了。”
“供应商像约好了一样，同一天上门催款。有些合作了十几年的老伙计，见面都不敢看我。”
吴建国又吸了一口烟，烟头在昏暗的光线里明灭。
“我老婆哭着问我，到底得罪了谁。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吗？我知道，但我没证据。我去找赵天豪，他坐在他那间大办公室里，笑着给我倒茶，说‘吴老板，商场如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把他那杯茶泼在他脸上。”
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的颤抖。
“后来，官司输了，公司破产了。债主天天上门，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我老婆带着孩子走的那天，下着大雨。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烟烧到了尽头，烫到了手指。吴建国猛地一抖，把烟头摁灭在柜台上的一个铁皮烟灰缸里。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像一座小小的灰色坟墓。
“我消沉了两年。”他说，“喝酒，赌钱，什么都干过。后来钱花光了，连房租都交不起。有个以前工地的老伙计，在这边开了个小加工厂，收留了我。我帮他看仓库，修机器，慢慢攒了点钱，租了这个门面。”
他抬起头，看着王雨。那双眼睛里，此刻没有了凶狠，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恨意。
“我每天都想，怎么弄死赵天豪。想过雇人，想过跟他同归于尽。但我还有儿子……虽然他不认我了，但我还是他爸。我不能让他有个杀人犯的爹。”
王雨静静地听着。店里很闷热，他的后背已经渗出汗，衬衫黏在皮肤上。但他没有动，只是看着吴建国。
“所以，”吴建国缓缓地说，“我留了点东西。”
他转身，弯下腰，在柜台最深处摸索。那里堆着一些旧账本、破工具和杂物。他的手在里面翻找，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他摸出一个用深褐色油布包着的东西，方方正正，有字典大小。
他把那东西放在柜台上，油布表面已经磨损得发亮，边角处有些破损，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硬壳封面。
“这是我当年的工作笔记。”吴建国说，手指轻轻抚过油布表面，像在抚摸一件珍贵的遗物，“从2008年开始记的。里面记了所有重要的项目、会议、联系人……还有，一些不该记的东西。”
他解开油布上系着的细绳，动作很慢，很小心。油布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一本深红色封皮的硬壳笔记本。封面已经褪色，边角磨损，但保存得还算完整。
“招标前三个月，我请当时国土局的一个科长吃饭。”吴建国翻开笔记本，纸张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是蓝色的钢笔字，有些已经晕开，“他喝多了，说漏了嘴。他说赵天豪找过他，承诺事成之后，给他一套房子，还有他女儿出国留学的费用。我记下来了，时间、地点、人物、金额……都记了。”
他又翻了几页。
“还有这个。2010年4月，我的工地出了个小事故，一个工人摔伤了腿。本来已经协商好了赔偿，但突然有记者来采访，说我们‘罔顾工人安全’。那个记者，后来我查到了，是赵天豪一个远房表亲。”
一页一页，吴建国慢慢翻着。每翻一页，他就说一段往事。有些是赵天豪直接出手的，有些是他通过中间人操作的。行贿、围标、威胁竞争对手、买通媒体……一桩桩，一件件，时间、地点、人物、金额，都记得清清楚楚。
王雨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呼吸微微屏住。这些记录如果属实，足够把赵天豪送进去待上十几年。但问题是——证据呢？
“光有记录不够。”王雨说，“需要实物证据。录音、照片、转账凭证……这些你有吗？”
吴建国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他。
“有。”他说，声音很轻，“但不在我这里。”
王雨心里一紧。
“当年我意识到赵天豪要对我下死手的时候，留了个心眼。”吴建国合上笔记本，重新用油布包好，“我把一些关键的东西——那个科长写给我的承诺条子、记者收钱的收据复印件、还有几段偷偷录下来的对话——都复印了一份，装在一个档案袋里。原件我藏起来了，复印件我交给了……一个人。”
“谁？”
吴建国沉默了很久。店里的日光灯管又闪烁了一下，发出滋滋的响声。远处街道上，有摩托车轰鸣着驶过，声音尖锐刺耳。
“我老婆。”他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走之前，我把档案袋交给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出事了，或者赵天豪遭报应了，就把这个交给能管事的人。”
王雨的心沉了下去。吴建国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后，就再也没了消息。这么多年过去，档案袋还在吗？她还会留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