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这番话，推心置腹，看似语重心长，实则是在敲打，更是暗示：你查的，不仅仅是周家、王家，更可能触及一张巨大的、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其中甚至可能涉及更高层的人物。适可而止，对你，对新政，对地方，都有好处。
赵御史听出了其中的深意，心中寒意更甚。但他既然走到了这一步，便已无退路。他再次起身，撩袍跪倒，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抚台金玉良言，下官感铭五内。然下官愚钝，只知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既受皇命，巡察一方，见贪腐而不纠，见不平而漠视，见蠹虫蚀国本而置若罔闻，则上负皇恩，下愧黎庶，更有悖都察御史‘肃政饬法’之职守。江南积弊固深，然正因其深，更需刮骨疗毒。下官亦知‘水至清则无鱼’，然若池水污浊至此，鱼虾俱腐，则清流何存？朝廷赋税何依？百姓生计何托？新政‘见义减税’，减的是苛捐杂税，清的是田亩隐漏，惩的是贪墨不法。下官在上元所为，正是为新政清道，为朝廷固本！下官位卑言轻，然职责所在，不敢因‘权衡’而废公义，不敢因‘循序’而纵奸邪。此心此志，天日可鉴，还请抚台明察！”
说罢，他以头触地，长跪不起。
这一跪，不是屈服，而是以退为进，是表明自己不惜一切、坚持到底的决心。他将个人前程、官场“权衡”全部抛开，只谈“职守”、只论“公义”、只言“新政根本”，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和职责的法理之上，让陈廷玉难以再用“为你好”、“顾大局”之类的理由来搪塞、压制。
陈廷玉看着跪在堂下、脊背挺直的年轻御史，眼神复杂。有审视，有讶异，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惋惜？他久历宦海，见过太多雄心勃勃的年轻官员，最终在现实的墙壁前撞得头破血流，或同流合污，或黯然离去。眼前这个赵守愚，锐气有余，韧性十足，更重要的是，他似乎真的将那些“大义”、“职守”当成了信仰，而非晋身的台阶。这样的人，最难对付，也最易折损。
堂内再次陷入沉寂，空气仿佛凝固。沈文清屏住呼吸，额角隐隐见汗。他知道，抚台大人此刻的决断，将直接影响很多事情。
不知过了多久，陈廷玉终于轻轻叹了口气，这叹息声在寂静的二堂中显得格外清晰。“罢了，你且起来吧。”
赵御史依言起身，垂手肃立。
陈廷玉的目光，落在那份油布包裹上，又移到赵御史因连日奔波而略显憔悴、却目光坚定的脸上，最终，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他不再看赵御史，而是转向沈文清，沉声道：“沈经历。”
“下官在。”
“取本院巡按御史赵守愚呈报上元县情弊卷宗，记录在案。行文应天府、上元县，着其即行彻查赵御史所奏诸事，不得延误，不得徇私，随时禀报。另，” 他顿了顿，从笔架上取下一支朱笔，铺开一张空白的笺纸，略一思忖，挥笔写下数行字，然后从怀中取出一方小印，郑重盖下。那是一枚私人小印，但以他巡抚之尊，这便代表了其个人意志。
他将那张墨迹未干的笺纸，连同赵御史呈上的油布包裹，一起推向沈文清：“将此笺，连同赵御史所呈证据摘要，以六百里加急，直送通政司，转呈内阁，并抄送都察院。言明，南直隶应天巡抚陈廷玉，据巡按御史赵守愚所奏，上元县赋税、河工等项，疑有重大情弊，请朝廷定夺，或遣专员核查。”
沈文清双手接过，心中剧震。抚台这手笔……既没有完全答应赵御史“特事特办、即刻查勘”的请求，保留了地方“核查”的程序，避免了完全被赵御史牵着鼻子走；同时又以巡抚名义，将此事直接捅到了内阁和都察院，并且明确点出是“据巡按御史赵守愚所奏”，等于是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赵御史的指控，并将此事提到了需要朝廷关注的高度。这既是对赵御史强硬态度的一种回应和制约（将事情纳入“正规”渠道，避免赵御史自行其是），也是对他自身立场的一种撇清和铺垫（若将来出事，他已及时上报）。更重要的是，这等于在赵御史与地方势力之间，筑起了一道来自朝廷的防火墙，无论将来结果如何，他陈廷玉都占据了“按章办事、及时上报”的主动。
“下官遵命！” 沈文清不敢怠慢，连忙躬身应道。
陈廷玉又看向赵御史，语气恢复了最初的平和，甚至带上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疲惫：“守愚御史，如此处置，你可满意？朝廷自有法度，本官亦需依例而行。你且回上元，继续你分内之事。应天府与上元县，自会配合核查。至于结果如何，自有朝廷公断。在此期间，还望你谨言慎行，莫要再起波澜，以免干扰核查，横生枝节。”
“下官，谢抚台明断！” 赵御史深深一揖。这个结果，虽未完全如愿，未能立刻拿到主导权，但陈廷玉同意将事情上报朝廷，并明确行文地方要求“彻查”，已是重大突破。至少，周家等想要将此事完全按下的企图，已不可能。而朝廷的介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意味着此事已不再是地方性的、可以私下勾兑的纠纷，而是进入了庙堂的视野。这本身，就是对地方势力的一种震慑，也是对他赵御史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