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把那枚林卫国的徽章递给她。
“这是你爸爸的，”他说，“你该留着。”
林晚接过那枚徽章，握在手心里。徽章很凉，但她的心很热。
十五
二〇〇六年，萨达姆被处死。
二〇〇七年，美军增兵伊拉克。
二〇〇八年，卡里姆和林晚去了巴士拉，去了摩苏尔，去了所有能去的地方。他们拍那些在爆炸中死去的人，拍那些在暴力中逃亡的人，拍那些永远看不见和平的人。
二〇〇九年，卡里姆收到一封从白沙瓦寄来的信。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卡里姆：
我是阿米尔。你还记得我吗？二〇〇三年，巴格达，你救了我。你给我那个布娃娃。我一直留着。
我十八岁了。我也想当记者。像你一样。
我可以来找你吗？
阿米尔”
卡里姆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
阿米尔。
那个孩子，长大了。
那个他留了一个布娃娃的孩子，长大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巴格达的天空，灰蒙蒙的，和任何时候一样。
但他知道，有什么东西，正在延续。
十六
二〇一〇年，阿米尔来到巴格达。
他二十岁了，长成了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他的脖子上挂着那台破旧的相机——是他攒了三年钱买的二手机。他的口袋里放着那个布娃娃——卡里姆给他的那个，林卫国的，梅的，一百三十多年的记忆。
卡里姆在机场接他，看见他的第一眼，就笑了。
“你来了。”
阿米尔点点头，眼睛红了。
“老师，”他说，“我来跟你学。”
卡里姆摇摇头。
“不是跟我学，”他说，“是跟那些死去的人学。他们教会了我怎么拍，我教会你。”
他把那台莱卡拿出来，递给阿米尔。
“这是林卫国的，梅的，我的，”他说，“现在给你。”
阿米尔接过那台相机，手在发抖。相机很重，沉甸甸的，像装着无数人的命。
“我会用好的，”他说，“拍到拍不动的那一天。”
十七
二〇一一年，卡里姆收到一封从纽约寄来的信。
信是詹姆斯的女儿写的：
“卡里姆先生：
我父亲詹姆斯·克莱尔于二〇一一年二月去世，享年九十三岁。他走得很安详。
他让我告诉您：那枚徽章，就留给您了。您知道该怎么做。
他还说，他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认识了林卫国。
珍重。
艾米丽·克莱尔”
卡里姆读完信，把信折好，和那些徽章放在一起。
詹姆斯也走了。
那个在顺化和林卫国一起拍照的人，那个在柬埔寨见证红色高棉的人，那个在白沙瓦给他徽章的人，走了。
他拿出那枚詹姆斯的徽章——托马斯·克莱尔的，威廉·克莱尔的，一百多年前索菲、弗兰克、阿尔弗雷德他们戴过的。他把它握在手心里，很凉，但很重。
“威廉，托马斯，詹姆斯，”他轻声说，“你们都回家吧。”
十八
二〇一一年，叙利亚开始动荡。
卡里姆看着新闻，知道又要打仗了。阿萨德不会轻易放手，反对派不会轻易投降，那些躲在背后的势力不会轻易罢休。叙利亚会变成另一个伊拉克，甚至更惨。
林晚站在他旁边，看着那些画面。
“卡里姆，”她说，“我们要去吗？”
卡里姆沉默了很久。
“去，”他说，“有人死去的地方，就有人需要被记住。”
林晚点点头。
他们开始收拾行李。
阿米尔也来了，脖子上挂着那台莱卡。
“我也去。”他说。
卡里姆看着他，想起了二十年前，自己第一次跟着梅上战场的时候。
“好，”他说，“一起拍。”
十九
出发前的一天晚上，卡里姆把那个箱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
林墨卿的笔记本，林慕青的照片，林晚的信，林卫国的底片，梅的日记，还有那些徽章——索菲的，弗兰克的，阿尔弗雷德的，威廉的，托马斯的，詹姆斯的，林卫国的，梅的。
九枚徽章，九个人，一百四十多年的记忆。
他把它们一个一个排好，让那些镂空的镜头对着窗外。
“太爷爷们，”他轻声说，“我要去叙利亚了。那里也有很多人会死。我会替你们记住他们。”
窗外，月亮很亮。
月光照在那些徽章上，镂空的镜头里，映出星星点点的光。
像那些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