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顺流而下十五里，尸体就会出现在码头附近。”
“但为什么要移尸？”阿蛮还是不解。
“为了制造假象。”林砚的手指从矿坑划到码头，“码头是咸淡水交汇处，如果尸体在那里被发现，所有人都会认为死者是在码头落水溺亡。而码头——”他顿了顿，“是漕帮的地盘。”
阿蛮似懂非懂：“所以凶手想嫁祸给漕帮？”
“或者至少，把水搅浑。”林砚想起昨日在码头见到的雷震，那个漕帮少主看尸体时的眼神，分明知道些什么，“盐枭与漕帮争夺私盐运输权已久，若此案被定性为‘漕帮杀人沉尸’，双方必起冲突。”
他走回桌边，看着那碗矿坑黏土样本，继续分析：“但凶手忽略了两点。第一，淡水溺死和咸水溺死的尸体特征有细微差异；第二，硅藻不会说谎。”
阿蛮忽然想起什么：“先生昨日说，矿坑闹鬼，无人敢近？”
“红姑告诉沈青竹的传闻。”林砚点头，“矿坑废弃多年，附近村民都说夜里能听见铁链拖地声、看见鬼火。现在想来，很可能是凶手故意散布的谣言——为了让人不敢靠近，方便他行事。”
他拿起那块沾有死者肺沉积物的绢布，又看看矿坑黏土样本，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在脑中逐渐清晰：
矿坑杀人→淡水溺毙→绑石沉尸矿坑水潭→顺流漂至码头→制造“漕帮杀人”假象。
“还需要一个证据。”林砚自语道。
“什么证据？”
“尸体上的矿坑黏土。”林砚看向阿蛮，“死者衣物、指甲缝里，很可能沾有矿坑特有的红土。昨日我们只顾着查硅藻，忽略了这点。”
他快步走到墙角木架旁，那里摆放着三个粗布包裹——是昨日解剖后留下的死者衣物。林砚打开第一个包裹，取出那件浸过水的短褐，铺在另一张干净木板上。
衣物已清洗过，但布料纹理间仍嵌着细微泥沙。
林砚用小镊子仔细挑取衣物褶皱处的泥沙颗粒，放在白瓷碟中，加水化开。沉淀后，他透过水晶片观察——暗红色黏土颗粒，与矿坑样本颜色一致。
“阿蛮，取矿坑样本过来。”
两份样本并排比对。衣物上的泥沙颗粒更细，但颜色、质地完全相同。林砚又检查了死者指甲缝里刮出的污垢——同样发现了红土痕迹。
“铁证如山。”他长舒一口气。
阿蛮看着草纸上画满标记的方格，忽然问：“先生，这些……公堂上能用吗？”
林砚动作一顿。
这是个现实问题。硅藻检验、淤泥比对、土壤分析——这些在现代法医学中基础的物证鉴定手段，在大雍朝的司法体系里，几乎闻所未闻。知府、师爷、甚至刑部官员，能否理解并采信这套逻辑？
“所以要演示。”林砚缓缓道，“用最直观的方式，让不懂的人也能看懂。”
他走到窗边，望着院中那棵枯死的槐树，心中已有计较：公堂之上，他需要准备三样东西——死者肺中提取的硅藻样本、矿坑黏土样本、以及其他水域的对比样本。用清水沉淀，让所有人亲眼看见差异。
但在这之前，他必须先说服一个人。
周文渊。
这位刑名师爷虽然功利，却重视实证。只要能拿出无可辩驳的证据链，他至少会考虑采纳。
“阿蛮，”林砚转身，“收拾一下，我们午后去府衙。”
“现在不去吗？”
“还差最后一步。”林砚看向那些样本，“我需要写一份详细的检验文书——用师爷能看懂的语言，把专业术语转化成他能接受的‘道理’。”
他走到那张充当书桌的破木板前，铺开草纸，磨墨提笔。
笔尖悬在纸上，林砚沉吟片刻。不能写“硅藻”，这个时代没有这个概念。要写“水中小虫壳”“微不可见之水虫遗骸”。不能写“淡水咸水差异”，要写“江河之虫与海口水虫形态有别”。不能写“土壤成分分析”，要写“各地泥土色泽质地之辨”……
这是一场知识的翻译，也是一场妥协。
但妥协中，必须守住核心事实：死者溺死于西山矿坑，后被移尸码头。
笔尖落下，墨迹在草纸上洇开。林砚写得极慢，每一句都要斟酌用词，既要符合这个时代的认知框架，又要准确传达科学结论。
阿蛮安静地在一旁整理样本，将确认的矿坑黏土单独装入木盒，其他样本分类收好。偶尔抬头看林砚写字，少年眼中满是崇敬——那些弯弯曲曲的字迹他大多不认识，但他知道，先生写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改变案件的走向。
窗外传来更夫敲响未时的梆子声。
林砚放下笔，吹干墨迹。三页文书，详细记录了从初验到比对的全部过程，重点突出了三个关键点：一、尸体口鼻泡沫为淡水溺亡特征；二、肺中“水虫壳”与矿坑水样相同；三、衣物泥沙与矿坑土质吻合。
文书末尾，他特意加了一句：“以上诸证，皆可当堂演示，以证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