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都是肉长的啊。”
第四天晚上，雷为民在办公室翻看调研资料时，忽然看到一份关于外地“土地入股”模式的简报。
“小王，你看这个。”他指着简报，“浙江某地把被征土地折合成股份，村民按股分红，还能优先在园区就业。”
王建国眼睛一亮：“这办法好！但咱们县财政紧张，企业能同意吗？”
“所以不能照搬。”雷副县长在纸上写写画画，“我们可以把部分补偿款变成创业基金，支持村民在园区周边开小店、搞服务；同时要求入园企业提供一定比例的岗位优先录用被征地村民……”
两人讨论到深夜，逐渐形成一套“补偿+就业+创业+培训”的综合方案。
然而，在周一的专题会上，这个方案遭到了强烈反对。
“雷副县长，你的方案听起来美好，但操作难度太大。”财政局长首先发难，“补偿款变创业基金，谁来管理？亏了算谁的？”
“企业招聘有自主权，我们怎么能强制要求他们录用特定人群？”经信局长也摇头。
“工业园建设工期已经排定，耽误一天损失几十万。”分管副县长敲着桌子。
县长听完各方意见，看向雷副县长：“为民同志，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要考虑现实可行性。”
雷副县长站起来：“各位，如果只考虑工期和程序，我们当然可以按现有标准强制执行。但那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是三十几户人家对政府的失望，是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是我们这些干部被群众戳脊梁骨！”
他走到会议室前方，打开投影仪：“这是我调研时拍的照片。王德福老人抗美援朝时失去了一条腿，他的勋章和奖状挂满了整面墙；这位王大娘，丈夫早逝，一个人拉扯大两个孩子，全靠三亩菜地；这个叫王小雨的女孩，今年高三，她告诉我，最怕的是考上大学后，家乡没有了……”
会议室安静下来。
“同志们，我们搞工业园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为了一个工业园，让一部分百姓生活水平反而下降，那我们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雷副县长调出自己设计的方案：“我的方案确实会增加工作量，但我算过，补偿款转创业基金部分可以由县国投公司代管，聘请专业团队指导村民创业；就业岗位不需要强制，我们可以给录用被征地村民的企业税收优惠；培训费用可以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会议开了整整四个小时。最终，县长拍板：“为民同志，给你两周时间，完善方案，测算具体成本，同时做好群众工作。如果可行，我们特事特办；如果不可行，必须按原计划推进。”
散会后，王建国担忧地说：“雷县长，两周时间太短了。”
“所以我们必须抓紧。”雷为民目光坚定，“今晚加个班，把方案细化。明天我再去王家村。”
接下来的一周，雷副县长和王建国几乎住在办公室。他们带着方案多次征求村民意见，不断修改完善。同时，他私下联系了几家已确定入驻工业园的企业负责人，争取他们的支持。
事情在第十天出现了转机。
“雷县长，市里刚刚下发了一个文件！”王建国兴奋地冲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红头文件。
文件是关于“在土地征用中探索多元化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鼓励各地在保障群众利益的前提下创新方式方法。
“太好了！”雷副县长如获至宝，“这下我们的方案有政策依据了。”
有了市里文件的支持，县里的阻力小了许多。两周后的专题会上，经过修订的方案终于获得通过。
但雷副县长知道，最难的一关还在后面——让村民接受这个方案。
再次来到王家村时，村委会院子里坐满了人。雷副县长详细讲解了新方案：除了按标准补偿外，每户可根据自愿，将不超过30%的补偿款转为创业基金，由县国投公司统一管理，投资园区配套服务业，保底年收益5%；园区企业提供50个优先录用岗位；政府组织免费技能培训；对于不愿进城的老人，政府在邻近村庄统一建设老年公寓，可低价租住。
“听起来不错，但都是纸上谈兵。”王铁柱首先质疑，“创业基金亏了怎么办？企业说优先录用，到时候变卦怎么办？”
“问得好。”雷副县长拿出几份文件，“这是与三家入园企业签订的意向协议，白纸黑字写明岗位数量和待遇；这是创业基金管理章程，村民代表可以进入监督委员会；这是老年公寓的设计图纸和预算……”
王德福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很久，抬头问：“雷县长，这些你能保证落实吗？”
“我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完美，但我可以保证两点。”雷副县长郑重地说，“第一，我会把这件事负责到底，所有承诺都会写进正式协议；第二，从今天起，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找我。”
村民开始交头接耳。王德福示意大家安静，缓缓道：“乡亲们，这些年我们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