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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司指挥不敢迟疑，转身沉声下令：
“倭人违禁贩械，强买强卖，持械行凶，当众寻衅，罪证确凿恶劣至极！将所有闹事之人拿下，逐一看押，不得走脱！”
“倭人携带之刀械，全部封存。”
“其摊位货物、交易所得、随行箱笼，一并清点造册。官牙、牙行、小吏皆留下作证。”
“唐掌柜及其伙计，围观百姓中有受伤者，另行登记，稍后录取口供。”
命令一下，兵马司官兵立刻动作起来。
几名官兵上前接手被制服的日本使团人员，以绳索捆住双手，集中押到街边。
另有官兵将散落地上的武士刀一柄柄拾起，按数封存。
那些刀有的已出鞘，有的尚在鞘中，堆在一起，寒光刺眼。
官牙也赶紧凑上前，带着小吏清点登记。
唐达的伙计们也被叫去录供，方才先动手的几名退伍军士站得笔直，将事情说得清清楚楚。
周围百姓更是七嘴八舌，纷纷作证。
“是他们先围唐掌柜！”
“他们卖刀犯禁！”
“狗日的还拔刀了，吓死爹了！”
“若非国公府护卫出手，他们怕是要杀人！”
人证、物证、现场，样样俱全。
周围商户百姓见官兵拿人押走的日本使团，纷纷高声叫好，掌声四起、人心大快。
番市秩序渐渐恢复，被挤散的摊主重新回到摊前，倾倒的货箱被扶起来，散落在地的布匹与香料也被捡回。
林川无心继续闲逛，带着儿子林翊，返程应国公府。
王元立刻带护卫在前开道。
归途之中，马车行得不快。
林翊坐在一旁，似乎还在消化今日所见。
林川没有打扰他，靠着车厢，闭目梳理后续流程。
按照大明规制，市井涉外纠纷，尤其牵扯外邦使团人员犯法，五城兵马司只能负责现场处置，扣押人犯，封存物证，整理初审供词。
后续案卷、人犯、物证，会统一移交刑部。
由刑部正式立案，依照《大明律》逐条定罪。
违禁私售军械，强买强卖，聚众寻衅，持械滋事，这几项罪名，单拎出来一项都不轻，更别说全凑在一起。
可案子牵扯外邦使团，便不只是刑部一家能拍板的事。
刑部按律拟罪后，需会同礼部共同商议，权衡国法威严与邦交大局，综合拟定处置方案。
最终所有处置建议都会统一上奏御前，由皇帝敲定最终裁决。
朱棣定夺此事，结果无非两种。
一种，依律严惩，以正国法。
另一种，效仿前朝唐宋旧例，顾全邦交从轻发落，薄惩警示，让日本使团带着教训滚回去。
满朝文武眼中，这大抵就是一场市井小案。
不就是几个倭人在番市闹事么？
外邦使团入京，语言不通，习俗不同，脾气也杂。
往年也不是没有打过架、砸过摊、赖过账，只要没伤及国本，没牵扯边防，犯不着兴师动众。
训斥一顿，罚没刀械，押回驿馆，礼部再下道文书，命其归国后自省，此事便可翻篇。
可此事落在林川眼里，这他娘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刀把子都递到手边了，不拿起来砍两下，岂不是辜负了对方一片心意？
大明与日本的关系，本就不好。
自元末起，日本长期南北分裂，国中战乱数十年，大名相攻，武士横行，海边浪人更是没了管束，全成了脱缰的野狗。
大明开国之后，朱元璋扫平群雄，驱逐鞑虏，定鼎中原，新朝立国，正统归明，自然要昭告四方。
于是朝廷遣使通告高丽、安南、日本等海外诸国，告知中原改元，大明承天受命，令诸国知晓新朝威仪，按礼称臣纳贡。
这本是天朝惯例，换个懂事的，接了国书，摆酒款待，使臣回去，双方留个体面。
你称臣，我赐赏；你纳贡，我封册，大家按规矩走，面上都好看。
偏偏日本那边不按套路来。
大明使团漂洋过海到了九州，当时掌控日本南朝实权的怀良亲王，自恃偏安海外，觉得天高皇帝远，中原王朝手伸不过来。
这人嘴很硬，态度傲慢，硬是不肯接见，把大明使臣晾在门外吃了好几天闭门羹，无功而返。
洪武二年，沿海祸患越发严重。
日本浪人结成倭寇，频频袭扰山东、浙东沿海州县，他们登岸劫掠，焚屋杀人，掳走百姓，抢夺粮货，边民苦不堪言，地方官府也被折腾得焦头烂额。
朱元璋得报，勃然大怒，当即派使臣杨载带着国书去日本，措辞那叫一个凌厉。
你们管好自己家的海盗，别出来祸害我大明的百姓，字里行间还带着几分意思：再他娘的不老实，老子跨海来干你！
按理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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