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走的，在他一个月大，还没断奶的时候。精神病，村里人都这么说。说她在月子里突然就疯了，半夜爬起来，光着脚往外跑，再也没回来。爸爸出去找，找了一年，回来时整个人瘦脱了形，说找不着。过完年，他也背上编织袋走了，去广东打工。第一年还寄钱，后来信越来越少，再后来，就没音讯了。
爷爷奶奶从不提这些。他们只是开着小卖部，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十点。孟江林从小就在柜台后面写作业，闻着酱油、咸菜和廉价糖果混合的味道。奶奶有时会摸着他的头，叹口气，说：“我娃命苦。”爷爷听见了，就重重地咳嗽一声，往地上吐口痰，说：“苦啥苦，有吃有穿，好好念书。”
可他没念下去。初二那年，爷爷风湿犯了，下不了床。小卖部的货没人进，奶奶一个人搬不动五十斤的米袋。他退了学，跟着村里人去镇上学汽修，后来师傅的亲戚在义遵开了厂，把他带了出来。走的那天，奶奶往他包里塞了五个煮鸡蛋，用旧手帕包着，还温着。爷爷坐在门槛上，没回头，只是挥了挥手，说：“好好的。”
好好的。
“到了。”沈帅说，声音有点发紧。
孟江林猛地回过神。
新江巷其实不是一条巷，而是一片被违章建筑挤出来的空地。以前大概是块荒地，现在被各种石棉瓦、铁皮和塑料布搭的棚子占据，像一块长满烂疮的皮肤。地上满是碎砖、烟头、用过的避孕套、干涸的尿渍，在昏光下泛着可疑的油光。几盏路灯坏了，只剩一盏还亮着，灯泡上糊着厚厚的灰和死虫子，光线昏黄得像濒死者的喘息，勉强照亮空地中央一小圈。
空地上已经站了十几个人。
孟江林的第一反应是想吐。胃里那点白菜炖粉条翻腾上来，酸水冲进喉咙，他用力咽下去，喉咙火辣辣地疼。他的小腿肌肉绷紧了，血液冲上耳朵，嗡嗡作响，盖过了远处火车的声响。那些人——和他年纪差不多，最大的不过十八九岁——三三两两地站着，或蹲在墙根。没人说话，也没人笑。空气里有种紧绷的、黏稠的东西，像夏天暴雨前的低气压，压得人胸口发闷。
他们穿着廉价的紧身T恤，领口被洗得松松垮垮；破洞牛仔裤，膝盖处磨得发白。头发染成各种颜色：枯草黄、鸡屎绿、一种像干涸血迹的暗红。有人手臂上有纹身，青蓝色的，粗糙的线条，在昏光下像皮肤溃烂后留下的疤痕。有人在抽烟，烟头的红光在暮色里明明灭灭，像野兽的眼睛。
沈帅拽了孟江林的胳膊一下，力道很大，指甲掐进肉里。孟江林被他拖着，踉跄地走进那片空地。
没有人看他们。但孟江林觉得，所有人的余光都像钉子，冰冷地钉在他身上。他下意识地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左脚鞋尖的胶已经开了，像张饥饿的嘴，每走一步就咧开一点，能看见里面灰色的袜子。
“就你俩？”
一个声音响起，不高，但嘶哑，像砂纸磨过生锈的铁皮。
说话的是个蹲在路灯下的男人。大概二十出头，剃着贴头皮的青皮，头皮上有几道凸起的疤。脖颈粗壮，喉结很大，随着说话上下滚动。他穿着一件无袖的黑背心，肩带被肌肉撑得紧绷，露出的手臂肌肉虬结，上面纹着一条龙——龙尾在手腕，龙身盘踞小臂，龙头消失在袖口，只露出半张狰狞的脸和獠牙。他脚边放着一个脏污的蛇皮袋，鼓鼓囊囊的。
沈帅赶紧上前半步，手有些抖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梅，烟盒都被汗水浸软了。他抽出一根，弓着腰递过去，脸上挤出笑：“鸡哥，我是阿飞叫来的。这是我兄弟，小林。”
被叫做鸡哥的男人没接烟。他甚至没看那根烟。他抬起眼皮，视线在沈帅脸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到孟江林身上。那目光很钝，像生锈的刀背，在皮肤上刮过，慢悠悠的，带着审视。
“阿飞的人？”鸡哥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
“是，是。飞哥说，让我们来，听鸡哥安排。”沈帅腰弯得更低了，手里的烟还举着，像捧着什么贡品。
鸡哥不再说话。他撑着膝盖站起来，动作很慢，像一头刚从泥沼里爬出来的兽，每一个关节都发出轻微的咔吧声。他弯腰，抓住蛇皮袋的底部，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全是黑泥。然后，猛地一抖——
哗啦啦——哐啷啷！
金属和木头碰撞的声音，尖锐地刺破黄昏黏稠的寂静。砍刀、钢管、木棍、还有几把弹簧刀，散了一地。刀锋在昏黄的光下泛着冷光，像野兽的獠牙；钢管有长有短，有的还焊着铁疙瘩；木棍粗糙，带着木刺；弹簧刀弹开了，刀刃雪亮。
空气骤然一紧。
孟江林的呼吸停了半拍。他盯着地上那些东西。砍刀的刃口有些卷边，沾着暗红色的锈迹，像是没洗干净的血。有一把刀的刀柄上缠着布条，布条是黑色的，但边缘处露出一点暗红。他突然想起爷爷杀鸡，鸡脖子割开后，血喷出来，热腾腾的，溅在爷爷手上，也是那个颜色。
“自己拿。”鸡哥说，从兜里摸出打火机，点燃自己嘴里的烟。火光一闪，照亮他半边脸，颧骨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