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五日，当郑辉空降新加坡时，整个樟宜机场被当地的华人围得水泄不通。
环球唱片提前在当地电台预热的《飘向北方》和《父亲》，已经让这座城市的华人圈子彻底炸开了锅。
在新加坡最大的华人电台YES933的直播间里，发生了一幕让所有人动容的画面。
当郑辉在直播中抱着吉他，现场弹唱《父亲》时，导播室接进了一位七十多岁老华侨的热线电话。
「郑先生——」电话那头的声音苍老而颤抖，夹杂着福建口音：「我十七岁离开老家来南洋打拼，临走前，我阿爸塞给我两块大洋。後来，後来时局乱了，我再也没能回去——」
「刚才听你唱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我心里痛啊！」
老人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我连我阿爸最後一面都没见着，我连他埋在哪个山头都不知道啊——」
老人的哭声，通过电波传遍了整个新加坡的华人社区。
无数开着车的司机在路边停下，伏在方向盘上泪流满面；无数在餐厅里吃饭的华人放下了筷子，红着眼眶看向窗外。
在那一刻，郑辉的歌声已经超越了流行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条连接海外游子与故土，连接遗憾与亲情的灵魂纽带。
随後的吉隆坡签售会，更是演变成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情感宣泄。
排队买CD的，不仅有十几岁的年轻学生，更多的是那些穿着朴素、满脸风霜的中年人，甚至有坐着轮椅由儿女推着来的白发老人。
他们不会疯狂地尖叫，也不会举着应援牌。他们只是紧紧握着那张《半生》的CD，在郑辉签下名字时，用夹杂着各种方言的普通话，对他说一句：「郑生，多谢你的歌，让我回了趟家。」
短短四天的东南亚行程，郑辉用无可匹敌的音乐质量和共情能力，将这片市场彻底收入囊中。
五月八号深夜，郑辉结束了东南亚的行程，乘机返回香港。
车在半岛酒店楼下停稳後，他没有立刻上楼，而是压低了鸭舌帽的帽檐，对林大山——
说：「大山哥，我去前面的便利店买瓶苏打水，你先去大堂等我吧。
「老板，我陪你。」林大山想要跟上。
「没事，就几步路，没人认得出我。」
郑辉信步走进了街角的一家7—11便利店。
「叮咚—欢迎光临。」
伴随着电子门铃声，郑辉刚一踏进便利店，便愣在了原地。
便利店里，并没有播放那些常年不变的轻音乐或者八卦电台频道。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
「直到长大以後，才懂得你不容易——」
收银台上方，不知何时加装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此刻，屏幕上正循环播放着《父亲》
的MV。
那对退休警察父子相对无言却又满眼关切的真实画面，配合着郑辉的深情演唱，在深夜的便利店里营造出极其抓人的氛围。
而最让郑辉惊讶的，是收银台最容易拿取的位置，原本摆放口香糖和计生用品的货架，被清空了一大半。取而代之的，是整整齐齐码放着的一排排《半生》的实体CD！
透明的塑封，黑底白字的极简封面，上面赫然印着那句宣传语：「致敬每一个在生活蹉跎下，却依然没有放弃前行的平凡人。」
就在郑辉愣神的功夫，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领带扯得松垮的中年男人走进了便利店。
他满脸疲惫，显然是刚加完班。
「老板，一包万宝路红。」男人掏出零钱扔在柜台上。
「好嘞。」店员转身去拿烟。
男人无聊地等待着，下意识地擡起头，看向了头顶的那台电视。
屏幕上，正巧播放到MV的高潮部分一那位老警察摸着儿子的头，眼神里全是化不开的牵挂。
男人的自光凝滞了，他想起了远在老家已经中风瘫疾在床的父亲，想起了自己为了在这座城市紮根，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回去过过春节了。
「先生，您的烟。」店员将万宝路递了过来。
男人没有接，他红着眼眶，用手指着柜台旁边的CD架。
「老板——这碟，给我拿一张，和烟一起算。」
「诚惠，一百二十蚊。」
男人付了钱，将那张《半生》的CD小心翼翼地塞进公文包里，好像那不是一张塑料光碟，而是能让他在长夜里获得救赎的解药。
郑辉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他拿了一瓶苏打水，结完帐，转身走进了香港的夜色中。
第二天上午，环球唱片总裁办公室。
郑辉坐在郑东汉对面，把昨晚在便利店看到的场景描述了一遍。
「哈哈哈哈！」郑东汉开怀大笑，他靠在老板椅上，得意地吸了一口雪茄：「辉仔，你在做音乐上是天才，我在卖唱片上，也不差！」
「这招，其实是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