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件事。“陈教授，你刚说‘值得’。你一直在找值得做的事——这三年，你本来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安稳过完下半辈子。为什么不？”
陈远山已经重新拿起了粉笔，对着黑板上一处没解完的方程。他头也没回，只有声音从黑板前传过来：“因为他们封得了我的实验室，封不了我脑子里在算的东西。”
两天后，毕克定在深圳找到了何东来。
他见到何东来的场景和他预想的完全不同。他以为会看到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中年人，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眼神浑浊。但他看到的何东来坐在工厂后门的台阶上，膝盖上摊着一本写满了算式的笔记本——那些算式是用圆珠笔写的，一笔一划极为工整，即便在废品站捡来的本子上，也保持着学术论文级的书写规范。三十出头，头发有点长，工装上沾着机油，手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污渍。但他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和他在陈远山眼睛里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都是那种沉郁的、像暗火一样烧不灭的光。
毕克定在他旁边的台阶上坐下。两个人并排坐着，看着工厂后门外那条漂着工业油污的河。何东来听完了毕克定说的话，沉默了整整十分钟。
然后他问：“你们那儿，有实验室吗？”
“有。”
“多少钱我不管，”何东来站起来，拍了拍工装上的灰，“只要别再让我一个人在废品站的草稿纸上写算式就行。”
毕克定把第二枚胸针别在他胸前。胸针背面，自动浮现出何东来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