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货量更大的海上丝路所超越。从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出发的船队，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纸张、书籍、铁器，乘风破浪，直抵波斯湾、红海，甚至非洲东岸。回程则运来香料、宝石、象牙、珍稀木材、棉花、蔗糖，以及来自更遥远国度的奇特物产。大量的金银，作为贸易结算货币，持续流入大唐，支撑起其庞大的经济体。
技术随着贸易和人口流动而传播。大唐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已沿着贸易路线西传，在撒马尔罕、巴格达、开罗，乃至更西的科尔多瓦（后倭马亚王朝）和君士坦丁堡（新安西城），都出现了造纸作坊和印刷工场，虽然工艺可能不及大唐本土精细，但已极大促进了知识的传播。火药的配方虽然被严格保密，但其制品（烟花爆竹、早期火器）已作为商品或军事技术扩散，深刻改变了从印度到中东乃至欧洲的战争形态。指南针（罗盘）已成为远洋航行的标配，被各国水手采用。大唐的犁、水车、纺织机等农具和工具，也在适合的地区被模仿改进。
与此同时，外来技术也反哺大唐。印度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被持续吸收；阿拉伯的代数、炼金术（原始化学）、航海技术被借鉴；甚至从更遥远的非洲，也传来了新的农作物品种和驯养动物知识。在新安西城，可以看到大唐工匠与希腊、阿拉伯工匠合作，改进水力机械、建筑穹顶技术、乃至研究来自古希腊的几何学和力学著作的译本。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大交流时代，而大唐凭借其庞大的体量、先进的基础和开放的心态，成为这场交流最大的吸收者和创新中心。
文化与宗教的融合：长安气象，兼容并蓄
长安，依然是这个全球化世界的文化之都。其规模、人口、财富、文化的多样性与活力，举世无双。在长安的西市，你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听到数十种不同的语言，看到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的寺庙祠观比邻而居。鸿胪寺的四方馆内，常年居住着各国使节、留学生、商人、僧侣、学者。
语言：一种以河洛官话为基础，吸收了大量外来词汇（特别是波斯、阿拉伯、梵语词汇）的“长安通语”，成为整个帝国乃至广大贸易区的通用交际语（lingua franca）。在岭南、安西、新安西等地，都设有官办的“译语学校”，培养翻译人才。汉字文化圈进一步扩大，日本、新罗、安南自不待言，甚至一些西域城邦、南洋古国，其上层精英也以能识汉字、读写汉诗为荣。
宗教：大唐延续了其宽容的宗教政策。佛教、道教为官方主要尊奉，但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均可合法传教，只要不触及“谋逆”底线。各种宗教在竞争与交流中，也出现了有趣的融合现象。例如，在敦煌、龟兹等地，出现了带有明显佛教艺术风格的景教壁画；在长安，有道士研究摩尼教的光明学说；而在新安西城，被改建为佛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内，圣母像的面容似乎也带上了几分东方的慈悲韵味。这种宗教上的宽容与混杂，固然有时引发冲突，但总体上维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为思想交流创造了空间。
艺术与生活方式：胡旋舞、胡腾舞早已风靡长安宫廷和市井，而唐乐、唐舞、唐服也深刻影响了从新罗到波斯的社会风尚。来自波斯的马球运动，成为从皇帝到贵族子弟最热衷的竞技。大唐的瓷器、丝绸纹样，吸收了阿拉伯的几何图案和印度的佛教元素，形成了新的“唐-胡”风格。而外来文化也深深浸润唐人生活，胡床、胡椅早已普及，胡饼、胡麻、葡萄酒成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绘画、雕塑、建筑，无不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融合气象，既保有唐文化的雍容气度，又吸纳了各文明的精华，显得更加绚烂多彩、自信开放。
“大同”的阴影与代价
然而，这绝非一个没有阴影的乌托邦。“大唐治世”下的融合，伴随着血腥的征服、文化压制、经济剥削和人口流动的辛酸。殖民据点与原住民的冲突时有发生；强制的文化同化（如要求藩属国贵族子弟入长安“宿卫”实为质子和接受教育）引发过抵抗；遥远边疆的驻军和官吏难免有贪暴之行；维系如此庞大帝国的行政成本、军事开支极其高昂，国内的赋税、劳役压力依然沉重，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等问题并未因盛世而消失，只是在全球掠夺的红利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制下，尚未总爆发。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除了产生璀璨的火花，也带来误解、歧视和冲突。长安的繁华之下，也有异乡人的血泪和底层民众的**。
但无论如何，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公元9世纪，这颗星球上从未有任何一个文明，像大唐这样，将其政治影响力、军事投射力、经济辐射力、文化吸引力，扩展到如此广阔的区域，将如此众多、差异巨大的民族和地区，以如此深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虽然“世界大同”仍是遥远的理想，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覆盖旧大陆主要文明区的、相对有序的交流网络被初步建立起来。货物、人员、知识、技术、思想、信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流动、碰撞、融合。
站在新安西城的“新望楼”上，极目远眺，博斯普鲁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