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项支出（官吏俸禄、军费、工程、赈济、宫廷用度、赏赐等）的大类与总数，以及一些主要项目的预算依据说明。
许多咨政员，尤其是那些学者和部分致仕官员，是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看到国家财政的全貌（尽管是摘要），一时间都被那庞大的数字和复杂的项目所震撼，翻动卷册的声音沙沙作响，夹杂着低低的惊叹与议论。
狄仁杰依旧端坐主位，神色严肃：“诸位，眼前便是户部所拟明年国用大略之摘要。此乃国之命脉，务须慎重。请诸位详加审阅，可就其中收入之预计是否合理、支出之安排是否妥当、轻重缓急是否得宜，乃至某项收支对民生之可能影响，发表见解。所提意见，务求具体，最好能附以依据。切记，此大略尚未最终定案，诸位的真知灼见，或可使之更臻完善。”
接下来数日，议事堂变成了一个奇特的课堂与辩论场的混合体。户部派来的度支郎中和几位主事，几乎成了常驻的“讲解员”，不断回答着咨政员们提出的各种或内行、或外行、或一针见血、或离题万里的问题。
“请问度支郎中，这江南东道预计茶税岁入比去年增两成，依据为何？去岁茶市已显疲态，今春又有寒潮，新茶减产，此预计是否过于乐观？” 扬州茶商王元宝率先发问，问题直指要害。他如今已是咨政院中“商贾派”的实际核心，对数字极为敏感。
度支郎中额头见汗，忙翻出底册解释：“此预计乃综合各州府所报文簿，并参酌近年茶市增长趋势……”
“趋势？” 另一位来自杭州的丝绸巨贾打断道，“郎中可知，去岁开始，波斯、大食商人采购我丝绸数量已减三成？海路风浪加剧，番舶来得少了！茶税增两成，依据若是往年趋势，恐不牢靠！当实地查访，方知端的！”
学者区的冯道安老先生，则对庞大的“祭祀、陵寝修缮及宫廷用度”一项紧皱眉头：“《礼记》有云，‘国奢则示之以俭’。今度支所列，此项用度仍居高不下，甚至比去岁略有增加。陛下倡俭，天下共知，然此用度……是否可再行裁减？省下之资，或可增补太学膏火，多印经籍，教化百姓，岂不更合圣人之道？”
勋贵区的李敬业，更关心军费：“西北不宁，吐蕃时有窥伺，军费开支，关乎社稷安危，只可增不可减！然则，这军费之中，粮饷、被服、器械、赏赐，各项比例如何？可有虚冒空额之弊？兵贵精不贵多，若能将有限粮饷，用于精练士卒，汰除老弱，或比一味增兵更为有效。” 他久在军中，问得颇为内行，让户部官员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
一位来自河南道的乡绅代表，则指着“河工水利”一项下的某个具体堤防修缮预算，疑惑道：“此段黄河堤防，去岁方大修过，耗银巨万，何以今岁又列巨额款项？据老夫所知，该处堤防去岁工程颇为坚固，今岁并无大汛预警，此款用途……是否可再核实？或移用于本地更为急迫的灌溉沟渠修缮？”
问题五花八门，有的切中要害，让户部官员暗暗叫苦，不得不承认某些预计确实过于理想化，某些款项的估算依据不足；有的则略显外行，但背后反映的民生关切却不容忽视；还有的纯属意气之争，如某位年轻气盛的太学生，主张大幅削减一切“非必要”开支，全面增加教育、济贫投入，被度支郎中委婉地以“度支需平衡，百业待兴”为由挡回。
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关于是否增加“格物院”及各地官办“劝工场”、“劝农所”经费的议题。以学者和部分有见识的商贾、匠人为代表的咨政员，力陈这些机构于“强国富民”有长远之利，应加大投入；而以部分勋贵和保守官员为代表的咨政员，则认为这些是“奇技淫巧”，耗费大量钱粮却见效缓慢，不如用于边防或赈济。
王元宝在此事上异常积极，他结合自家生意，大谈新式织机、水运工具带来的效率提升和利润增长，力证“格物”并非虚耗。他的言论得到了一些同样感受到技术革新好处的商贾、匠人代表的附和。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狄仁杰没有轻易打断这些争论，只是在一旁静静倾听，偶尔在关键处插言，引导双方回到预算本身的具体影响上。他心中清楚，这种涉及发展理念的争论，短期内难有定论，但其呈现本身，就很有价值。它让朝廷知道，在如何花钱的问题上，除了传统的“军国大事”，还有一种声音在呼吁关注“长远之利”和“技艺创新”。
经过近十日的激烈讨论（中间因争议过大，还休会了两日让各方整理意见），咨政院最终形成了一份长达数十页、包含数百条具体意见和数条综合性建议的“条陈”。条陈并非一致决议，而是尽可能客观地记录了各方的主要观点、争议焦点，并在最后，就几个争议最大的问题，尝试提出了折中性建议，例如：茶税预计建议调低，并附上商贾代表提供的市场分析；河工款项建议部分复核，并优先保障有明确险情的地段；宫廷用度建议公开承诺“力行节俭”，但具体裁减幅度可由内廷自定；军费开支建议在保障总额前提下，由兵部、户部会同审计，核查空额，优化结构；格物院等机构经费，建议“适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