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高官）和皇室远支宗亲的代表。这既是尊重传统，也是保持稳定的缓冲，但明确规定其席位比例很低，且主要起咨询和象征作用，无特殊表决权。
4. 行政代表席（“问政席”）：首席执政（宰相）及其主要阁员，需定期（如每旬或每月）赴“议政院”报告政务，接受质询，就重大政策进行说明和辩护。但他们本身不是“议政院”的固定成员，无表决权，体现了“议”与“行”的相对分离。
“如此四轨并进，”李瑾在草案旁注释，“或可兼顾 贤能（科举席）、地利（地方席）、业别（功能席）与传统（功勋皇族席）。科举取其才，地方取其情，功能取其利，传统取其稳。 虽不敢言尽善尽美，然较之一家独断或少数寡头，或可稍近于‘公’字。**”
二、 议政院的组织与运作：程序与制衡
成员的构成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个庞杂的机构有效运转，避免陷入无尽的争吵或沦为橡皮图章，是更大的挑战。李瑾借鉴了唐代朝廷的朝会、廷议制度，以及尚书省六部分工的架构，进行了创造性转化：
两院制雏形？ 他隐约有“上下”或“大小”议院分开审议的想法，但未明确。他更倾向于设置一个核心的“常会”（由全体成员或按比例选出的常驻代表组成，规模较小，负责日常审议和紧急事务），和定期的“大议”（全体成员参加，如每季或每半年召开一次，审议最重要法律、预算、战争与媾和等事务）。
委员会制度：根据政务领域，设立常设的专门委员会，如“度支委员会”（财政）、“律法委员会”（立法与司法监督）、“外事与边务委员会”、“工矿农商委员会”、“文教礼制委员会”等。大部分具体法律草案和政策建议，先由相关委员会进行专业、深入的审议和修改，再提交“常会”或“大议”讨论表决。这能提高议事效率和专业性。
议事规则：明确“多数决”为基本原则，但针对不同议题设定不同的通过门槛（如简单多数、三分之二多数）。设定发言时间、辩论程序、提案附议人数等细则，以确保议事有序。
权力清单：“议政院”的核心权力被明确列举：
1. 立法权：制定、修改、废止除“祖制大法”（宪法性文件）之外的一切法律。
2. 决策权：批准重大国家政策（如大型工程、对外条约、宣战媾和）。
3. 监督权：听取行政机构报告，提出质询；可对首席执政及主要官员提出不信任案（需极高比例通过）；拥有对官员的弹劾权（最终审判权归独立司法机构）。
4. 人事同意权：对首席执政（由皇帝从“议政院”推出的候选人中选择任命）及其主要阁员人选，拥有审议和同意权。
5. 预算审批权：审议和批准国家年度财政预算和决算，监督财政收支。
三、 与“虚君”及行政、司法之关系
李瑾进一步勾勒“议政院”在整个“虚君共和”框架中的位置：
与“虚君”关系：皇帝是“议政院”召开“大议”时的召集人和主持人（礼仪性），拥有对“议政院”通过的法律和重大决策的“颁布权”和有限的、程序性的“延迟否决权”（如可发回“议政院”重新审议一次，若“议政院”以更高比例再次通过，则必须颁布）。皇帝不参与日常议事，不介入具体辩论。
与“首席执政”（行政）关系：“首席执政”由皇帝根据“议政院”推出的候选人任命，对“议政院”负责。其施政纲领需获得“议政院”支持，重大政策需经“议政院”批准。“议政院”可通过不信任案迫使“首席执政”及其内阁辞职。行政与议政之间，形成一种责任与制衡关系。
与“大理寺”（司法）关系：司法独立。“议政院”制定的法律，是“大理寺”审判的依据。“议政院”无权干预具体案件审判，但对“大理寺”的法官任命有建议或同意权，并可对司法体系的整体运作进行监督。
四、 理想的光辉与现实的阴影
描绘着这幅“议会制”的蓝图，李瑾时而激动，时而蹙眉。他仿佛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朝代的政治运作模式：权力在“祖制大法”的框架下，在皇帝（象征）、议政院（立法与监督）、首席执政（行政）、大理寺（司法）之间分配、制衡、流动。决策不再是君主一人之念，而是不同利益、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代表经过辩论、妥协后的结果。虽然缓慢，可能充满争吵，但理论上更为稳健，更能避免致命的错误，也更能反映（至少是精英阶层和主要利益集团）的诉求。
然而，冰冷的现实感不断袭来。这蓝图建立在太多脆弱的假设之上：
“祖制大法”从何而来？谁有权威制定这部根本大法，并能约束后世君主和“议政院”自身？ 这几乎是一个“元规则”的难题，在君权神圣的时代，几乎无解。或许只能寄望于一位极度开明、有威望且自愿限制自身及后代权力的“立宪君主”出现，并与各方力量达成历史性的契约——这本身就是极小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