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华夷，不计身份，重赏之外，可封异姓王，赐丹书铁券，世袭罔替！”
这已是超越常规的、近乎疯狂的悬赏。异姓王！丹书铁券！这是多少人、多少家族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殊荣！悬赏一出，举世哗然。不仅是大唐境内，那些在洛阳、长安长期居留的胡商、使节、僧侣中也泛起了波澜。
数日后，几位身份特殊的人，被引荐到了东宫。
一位是定居洛阳多年的大食名医，名叫易卜拉欣。他精通阿拉伯医学，融合了希腊希波克拉底、盖伦的“四体液说”与波斯、印度的医学知识。他仔细检查了李昭的症状（通过翻译），观察了他的舌苔、眼睛、皮肤斑疹，甚至要求查看了尿液和痰盂。随后，他通过翻译提出，这可能是“血液腐败引起的严重发热”，建议用“放血疗法”排出腐败的血液，并辅以其家乡特有的、一种名为“唂夫”（可能指某种草药或矿物）的退热药粉，以及严格的冷敷降温。
太医们面面相觑。“放血”在中医并非没有，但多用于实证、热证初起，或某些痈疽。太孙此刻正气已极度虚弱，再行放血，恐有立毙之险。至于那陌生的“唂夫”药粉，成分不明，谁敢让皇太孙服用？在激烈争论和请示后，易卜拉欣的方案被谨慎地、有限度地尝试——只同意用其带来的、据说有神奇冷却效果的“雪水”（实为硝石制冰所得）进行额部、腋下冷敷，并少量使用其外敷的、气味清凉的药膏。放血和内服药物，被断然拒绝。冷敷和药膏起初似乎让李昭的燥热稍有缓解，安静了片刻，但很快，高热便卷土重来，甚至更甚。
另一位是来自天竺的僧医，法号戒贤。他精研印度阿育吠陀医学，擅长使用各种香药、精油和瑜伽呼吸调理之法。他认为李昭的病是“皮塔（火）与卡法（痰）严重失衡，毒气侵入第七层体鞘（精身）”，建议用一系列复杂的药油按摩、蒸汽熏蒸（类似药浴），并辅以特定的梵咒唱诵和冥想引导，试图“净化能量通道，驱除病气”。这套理论在唐人听来更是玄之又玄。最终，在王氏太子妃近乎绝望的哀求下，李瑾勉强同意尝试相对温和的药油按摩和蒸汽。然而，虚不受补（或者说虚不受“治”），本就极度衰弱的李昭，在蒸汽熏蒸后反而出现了短暂的窒息，按摩也未能唤醒他丝毫神志。戒贤摇头叹息，合十退下，只留下一室浓烈而陌生的檀香、没药等混合香气。
还有一位，是长安景寺（波斯寺）的一位景教长老，他自称略通拂菻医术，并带来了几样据说来自“大秦”（拂菻）的药物：一种名为“底也迦”的黑色药膏（据说含有鸦片成分，用于镇痛安神），和几种干燥的草药。他的方法更简单，建议将“底也迦”药膏涂抹于太阳穴和鼻下，以“镇定心神，缓解痛苦”，同时用草药煎水擦身。太医署检验了那药膏，气味刺鼻，成分难明，不敢让太孙内服。至于外敷，在极其微小的部位试用后，除了让李昭在昏睡中眉头似乎舒展了极短暂的一瞬，别无他用。
来自“异域”的医术，带来了迥异的理论和陌生的药物，也曾激起一丝微弱的、异样的希望。然而，在李昭那已然油尽灯枯的躯体面前，无论是中原传承千年的岐黄之术，还是来自万里之外的异域奇方，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文化可以交流，药物可以引进，但在病魔——尤其是这个时代完全无法理解的烈性恶疾——面前，知识的壁垒似乎依然森严，生命的脆弱则跨越种族文明，一视同仁。
时间一天天过去，深秋转入初冬，洛阳下了第一场薄雪。东宫庭院里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瑟缩。殿内，炭火烧得再旺，也驱不散那无处不在的、死亡逼近的阴冷气息。
李瑾早已不再上朝，日夜守在东宫偏殿，眼窝深陷，鬓边骤然生出了许多刺眼的白发。他时而呆坐，时而烦躁地踱步，时而冲到病榻前，握住儿子枯瘦的手，低声呼唤他的名字，声音嘶哑，仿佛困兽哀鸣。王氏太子妃已哭干了眼泪，形容枯槁，只靠参汤吊着一口气，死死守在榻边，仿佛一离开，儿子就会消失。
武则天没有再亲临东宫。但她每日必遣最信任的内侍首领前来探问，每一次带回的，都是更坏的消息。她依旧临朝听政，处理国事，但那威仪赫赫的面容下，是越来越难以掩饰的疲惫与冰冷。朝会上，她的话越来越少，目光扫过群臣时，带着一种审视的、近乎凌厉的寒意，让所有心怀异动者都不寒而栗。她以铁腕压制着朝局，任何关于储位、关于“后事”的隐晦议论，都会遭到最严厉的打击。然而，越是压制，那水面下的暗流，就涌动得越是汹涌。几位成年皇子府邸前的车马，似乎悄然增多；某些原本中立的朝臣，态度开始变得暧昧。
这一日，当最后一位从江南道昼夜兼程送来、据说曾治愈过类似“热毒斑疹”重症的八十岁老医，颤巍巍地诊完脉，开出最后一剂以大量犀角、羚羊角、生地黄等“咸寒甘润、大补真阴”为主的方子，而李昭服下后依旧毫无反应，甚至连吞咽都变得极其困难时，最后的希望，如同风中残烛，噗地一声，彻底熄灭了。
老医跪伏在地，以头抢地，老泪纵横，只反复念叨：“天命如此，非药石可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