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巴格达的繁华、巴士拉港口的桅杆如林，以及他们家乡的“智慧宫”里，不同信仰的学者如何一起翻译古希腊的典籍。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技艺，还有关于那个庞大帝国内部运作的一鳞半爪。
更令人惊异的是，一支从海路抵达广州的“昆仑”商队中，有几名皮肤黝黑如漆、卷发厚唇的船员，他们自称来自“僧祇”（东非）以南一个叫“层拔”（桑给巴尔？）或“翁古贾”的岛屿，描述那里有巨大的象牙、珍奇的香料、会学人言的“五彩巨鸟”（鹦鹉），以及一种“高如屋宇、颈长似蛇”的“豹斑鹿”（长颈鹿的另一种描述）。他们的故事，经由市舶司官员的报告和商人的口耳相传，为唐人对非洲的认知，增添了虽然离奇却引人入胜的细节。
甚至，有胆大包天的岭南水手，在季风帮助下，冒险向南航行数月，声称到达了一片“终年炎热、巨木参天、林中毒瘴弥漫、有肤色棕红、鼻穿金环之土人”的陆地（可能是东南亚某岛屿或澳洲北缘？），带回了一些奇异的羽毛、巨大的贝壳和谁也叫不出名字的果实种子。虽然他们的描述真假难辨，但无疑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南方未知世界的想象。
这些零散的、常常互相矛盾的见闻，通过官方报告、商人谈资、文人笔记、乃至说书人的演绎，在帝国社会中缓慢传播、发酵。它们拼凑出一个远比“四夷”“八荒”更为复杂、多元，也更为生动、有时甚至显得“野蛮”或“怪异”的外部世界。这个世界，有的文明昌盛可与大唐比肩（至少在唐人有限的认知中如此），有的则处于迥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唐人开始意识到，在“天下”之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平行而又相互关联的“人间”。
第三，是时间维度上的延伸与世界图景的动态化。
“异域文献馆”的学者们，不满足于只记录地理和物产。在翻译、整理外来文献（尤其是来自波斯、天竺、大食的史书、史诗、宗教典籍）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尝试梳理其他文明的“历史”。他们了解到，波斯曾有过辉煌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王朝，如今被大食取代；天竺有佛陀的时代、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如今列国分立；拂菻（罗马）的“古大秦”更是源远流长，如今国土日蹙。甚至从大食学者的零星记载中，隐约得知更西方还有“希腊”、“埃及”等古国，有过伟大的学者和建筑。
这些信息虽然支离破碎，却第一次向唐人揭示：其他文明也有其悠久的、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并非亘古不变的蛮夷状态。这动摇了“华夏文明唯一拥有历史”的潜在观念，促使一些有识之士思考：文明的兴衰是否有规律可循？大唐今日的鼎盛，在更宏大的时空背景下，处于何种位置？
李瑾在与馆内学者讨论时，曾感叹：“读波斯史，方知其昔年之强，不亚于汉；其衰也忽焉，为天方（大食）所并。观拂菻事，其国千年，分分合合，强敌环伺，至今犹存。可知国之盛衰，岂有常势？我朝今日之盛，岂可视为当然？唯有居安思危，励精图治，方能使国祚绵长。” 这种从外部文明兴衰中汲取的历史纵深感和忧患意识，是单纯研究本国历史难以获得的。
最后，是民间层面世界想象的发酵。
官方和精英的认知，最终会以各种形式渗透到民间。尽管《永昌寰宇略图》和《异域方舆纪要》是秘藏或小范围流传的，但其中一些奇闻逸事、风物描述，经过说书人、戏曲作家、笔记小说家的加工改造，变成了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
酒肆茶楼里，开始出现新的“说话”题材：讲述“大食勇士三盗呼罗珊宝库”、“拂菻巧匠智造木头飞鸟”、“天竺王子舍身饲虎”、“僧祇岛巨人国奇遇”之类的传奇。这些故事真伪杂糅，充满想象，但无疑极大地拓展了普通唐人的精神疆域。他们可能一辈子不会离开家乡百里，但他们的脑海中，开始有了关于极其遥远国度的模糊而有趣的印象。
一些原本被视为荒诞不经的古老地理志怪传说，如《山海经》中的奇禽异兽、远国异人，在新的海外见闻刺激下，似乎又获得了某种“现实”的注脚。人们会想：原来南方真有“昆仑奴”（虽然此昆仑非彼昆仑），西方或有“大人国”、“小人国”的夸张传闻？这种想象与现实的交织，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遐想。
苏琬敏锐地记录下了这种心态的变迁：“……永昌以还，谈‘天下’者渐稀，论‘四方’‘海外’者日众。昔者，言及城外，不外‘胡’‘蕃’‘夷’‘狄’，语多笼统。今则能辨大食、波斯、拂菻、天竺之异，能道昭武九姓、吐火罗、罽宾之别，能言林邑、真腊、室利佛逝之风。虽仍多臆测讹传，然世界之大，邦国之众，物产之奇，人心之异，已如一幅渐次展开的巨画，虽边角朦胧，然轮廓已显，色彩日丰。 贩夫走卒，或亦知极西有国曰拂菻，商人浮海可达僧祇；文人墨客，诗文中‘胡’字渐少，而代以‘波斯胡商’、‘大食宝刀’、‘昆仑舶’等更具体之词。此非仅词汇之变，实乃眼界之开，心胸之拓也。”
“世界在眼前”，不仅仅意味着知道了更多地名和奇闻。它意味着认知框架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