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时，他们的立场，便发生了微妙而坚定的转变。他们开始强调“稳定”、“发展”、“不宜操切”，与守旧派形成了事实上、心照不宣的同盟。
第二个更具代表性的场景，在紫微宫的一次小范围“问对”中上演。
这次“问对”，是武则天召见几位核心“新贵”重臣，就“摊丁入亩、以资产为宗”的新税制构想，听取意见。除了李瑾、狄仁杰、韦待价，被召见的还有新任户部侍郎裴明礼（以善于理财、兴办实业著称）、将作大匠宇文恺的后人、现任工部郎中宇文炫（主持多项重大工程）、以及那位在朝议中提出“四策并举”的中书侍郎崔神基。
起初，讨论尚在技术层面。但当天后武则天看似不经意地问及：“若行此新税，诸卿家中田产、商铺、工坊，岁入几何？可能承受？” 时，气氛骤然变得微妙。
裴明礼率先开口，他笑容可掬，言辞圆滑：“天后明鉴。臣蒙圣恩，略通商贾之术，家中确有几处薄产，些许工坊。然臣之产业，皆遵纪守法，照章纳税，雇佣工匠，惠及乡里，乃 新政繁荣之见证，非兼并盘剥所得。新税之法，旨在均平赋役，臣自当拥护。然，税制之改，关乎国本，牵一发而动全身。 臣斗胆进言，商税、市税，方为未来财源之大宗，田亩之税，或可缓图，以免挫伤工商之生机。且清点资产，估值定税，操作极难， 易生纷扰，不若维持现行，逐步改良为妥。”
他巧妙地将“个人利益”包裹在“维护新政成果”、“保护工商活力”的大旗下，实质是反对加征财产税，尤其是对其工商业资产的清查和课税。
宇文炫则从“工程”角度提出“担忧”：“天后，臣掌工程，深知百工运作，资金流转之要。若骤然加税，或清产核资，恐致资金紧张，工程停滞。且田亩、工坊、商铺，性质迥异，价值浮动， 如何统一核估？若标准不一， 必生不公，民怨沸腾。臣以为，税制宜稳不宜变，当前租庸调制虽有不足，然体系成熟，可局部微调，如清丈田亩后，据实征收即可，不必另起炉灶。”
他看似从“专业”角度提出操作难题，实则也是维护现有利益格局，反对触动其通过工程承包、物资采购等积累的庞大财富网络。
最令李瑾和武则天心情复杂的，是崔神基的反应。这位在朝议上慷慨陈词，提出“四策并举”的“改革派”干将，在面对天后看似随意的“家产”询问时，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自然。他沉吟片刻，躬身道：“天后，臣之家资，皆赖俸禄与祖产，薄有田亩，仅供糊口。新税之议，乃臣为社稷长远计。然，裴侍郎、宇文郎中所言，亦不无道理。变法之事， 确需虑及周全，循序渐进。摊丁入亩，触动甚广，不若……先以限田、清丈为先，税制之事， 或可从长计议？”
他的退缩显而易见。当触及自身（或所属集团）可能的利益损失时，他那看似激进的“四策”，便开始自动“打折”，将最核心、也最触动利益的“税制改革”部分，推到了“从长计议”的模糊未来。他或许仍有理想，但在现实利益与自身位置的权衡下，选择了“稳妥”。
这次小范围的“问对”，让武则天和李瑾清晰地看到，“新贵”们，已经在“仪凤新政”缔造的繁荣中，迅速完成了自身利益的“封建化”和“食利化”。他们支持那些能带来更多财富和权力的“改革”（如发展工商、兴修水利、漕运整顿），但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削弱其既得利益、重新分配财富的“变革”（如触及土地的清丈、限田、新税）。他们用“新政”的话语，包装“旧阀”的实质；以“发展”的名义，行“保守”之实。
是夜，紫微宫偏殿。
只有武则天、李瑾、狄仁杰三人。气氛凝重。
“看到了吗？” 武则天凤目含霜，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更带着冰冷的锐利，“这就是我们提拔起来的人，倚重的‘新贵’！ 当年他们一无所有，故而敢冲敢闯，要打破旧制。如今，他们有了田宅，有了商铺，有了娇妻美妾，有了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就成了新的拦路石！甚至，比那些明面上的旧阀，更可恨！旧阀反对，是立场使然；他们反对，是忘本背义！”
狄仁杰面色沉郁，他经手案件，对此感受更深：“天后所言极是。臣在汴州、扬州，已见端倪。许多新兴的工坊主、大商贾，与地方新贵官吏，或联姻，或合伙，或利益输送，结成新的利益同盟。他们一面享受着新政带来的商业便利和财富增值，一面用赚取的巨利大肆兼并土地，成为新的地主。漕运、盐铁、丝绸、瓷器……但凡有利可图的行业，都有他们的影子。 清查兼并，清丈田亩，摊丁入亩……刀刀都砍在他们最肥的肉上。 他们怎会不反对？”
李瑾默然良久，才缓缓道：“姐姐，怀英兄。此乃人性使然，亦是权力与财富的必然腐蚀。我们当年用他们，是因他们能干事，有冲劲，能打破旧阀垄断。如今，他们成了事，也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这并非一人一姓之过，而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循环。我们所要面对的，不再仅仅是旧的门阀，而是一个新旧交织、利益盘根错节的庞大既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