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手搭在婴儿篮边缘，时不时低头看一眼。陆时衍坐在过道另一侧，面前摊着一份文件，但他一个字没看进去。
飞机起飞的时候，小银“啊”了一声，然后打了个哈欠，睡了。
苏砚愣了：“她不哭？”
“不哭。可能继承了我的适应力。”
“你适应力强？你第一次坐头等舱紧张得把餐巾布揣兜里了。”
陆时衍合上文件，伸手越过过道，把苏砚的手拿过来放在自己手心里。“那次是跟你坐，紧张。这次是跟你们坐，不紧张。”
苏砚把手抽回来，偏过头看窗外。云层在机翼下方铺成一片白色的海，阳光从云缝间劈下来，金灿灿的。她忽然想起上一次去日内瓦，是她一个人。那年她刚融完A轮，口袋里装着全部身家换来的机票，坐在经济舱最后一排，膝盖顶着前排椅背，啃了一个三明治。那时候她对自己说：苏砚，你要赢。
现在她坐在头等舱，旁边是丈夫，隔间里是女儿，行李里装着一套改好的西装和一份还没写完的演讲稿。她还是要赢，但赢的东西不一样了。
日内瓦的会场比苏砚预想的还大。
主会场三千个座位，前排坐着联合国副秘书长、欧盟科技专员、几家全球科技巨头的CEO。苏砚上台之前，在后台的休息室里对着镜子深呼吸。镜子里的人穿深灰色西装，头发挽得一丝不乱，耳垂上一对素银耳钉，唇色很淡，只有眼睛里那道光还是熟悉的——冷、准、不容置疑。
后台门被推开了一条缝，陆时衍探进半个脑袋。他西装革履，头发打理得服帖，跟家里那个奶爸判若两人。苏砚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一下。
“怎么了？”
“没什么。就觉得你穿成这样挺好看的。”
“你也是。”
“废话。”
陆时衍把门推大了些，怀里抱着小银。小银今天穿了一件白色小裙子，头上戴着一个蝴蝶结发带，被爸爸抱在怀里，好奇地东张西望。苏砚走过去，低头在小银额头上碰了碰。
“妈妈要上台了。”陆时衍低头对小银说，声音放得很轻，“你在这儿看着。”
小银“啊”了一声，伸手去抓苏砚耳垂上的银钉。
苏砚往后一躲，笑出声来。她把西装理了理，转身往台口走。走了几步，陆时衍在后面叫住她。
“苏砚。”
她回头。
“法庭上你第一句话怎么说的，还记得吗？”
苏砚想了想。那年原告席上，她站起来，面对着法官、陪审团和对面被告席上的陆时衍，开口第一句话是：“我叫苏砚。我所做的一切，都写在代码里，也写在合同里。没什么好隐瞒的。”
她看着陆时衍，点了点头。
陆时衍说：“今天也一样。说你想说的。”
苏砚上台的时候，三千人的会场安静下来。她站在聚光灯下，目光扫过前排那一张张面孔，落在了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陆时衍坐在那里，怀里的小银已经睡着了。他一只手托着小银的头，另一只手朝她比了个手势——那个手势她太熟悉了，法庭上他用过无数次。意思是：我在这儿。你只管说。
苏砚收回目光，对着话筒说了一句开场白。
“我叫苏砚。我是一个AI公司的创始人，也是一个四个月大婴儿的母亲。我今天站在这里，想谈的不仅是技术，更是技术背后的人。”
台下的快门声响成一片。
演讲很成功。
苏砚从AI伦理的三个底层逻辑讲到全球协作的必要性，从自己创业初期踩过的坑讲到对小银未来世界的构想。她没有用任何一句空话套话，全程都是她在法庭上那种直来直去的风格——逻辑缜密、一刀见血、偶尔带一点冷幽默。
讲到第三部分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让全场安静了三秒的话。
“很多人问我，你既要做千亿公司的CEO，又要做一个母亲，你怎么平衡？我的答案是：我不平衡。我只是在每一个当下，选择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有时候是公司，有时候是家庭，有时候只是陪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看天花板上的灯。我丈夫说这叫‘活着的优先级’，我觉得他说得对。”
她说完这句话，目光越过台下三千人，落在最后一排。陆时衍抱着小银，小银醒了，正睁着圆眼睛看向舞台的方向。她太小了，根本看不清台上的妈妈，但她的眼睛亮亮的，嘴角挂着刚睡醒的弧度。
苏砚朝那个方向微微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讲。
演讲结束的时候，掌声比苏砚预期的长。她走下台，从侧面绕到最后一排。陆时衍已经站起来了，小银被抱在他臂弯里，两只小手朝苏砚的方向够。
苏砚接过小银，小银的胖手指立刻抓住了她西装领口，抓得死紧，怎么都不松。
“你看，”陆时衍在旁边说，“她也觉得你穿这套好看。”
“她是觉得这套面料好抓。”
“这你就不懂了。婴儿的审美很纯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