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不说话，但墙什么都知道。”然后转身进了暗房。
小银坐在外面的木头椅子上等。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期间她拿出录音笔，塞上耳机，开始听昨天没听完的采访素材。那是薛紫英在采访后半段的一段口述。小银已经听过两遍，今天听来，仍觉得里头有些东西像没化开的糖块，沉在杯底，越搅越浓。
薛紫英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带着一点沙，像感冒没好利索，又像抽烟抽得太多。她说：“我知道你妈一直觉得，当年我帮那个导师做假数据，是因为我贪心，想往上爬。其实不是。当然，这话现在说，有点儿像给自己洗白。但我还是想让你知道——那时候我挺恨你妈的。不是恨她比我强，而是恨她明明可以走，却非要留下来。留下来把我这种人逼到墙角。后来我才发现，把我逼到墙角的不是她，是我自己。她只是路过，顺手把墙照亮了一下。”
小银把这段又倒回去听了一遍。她忽然觉得，薛紫英这人挺有意思的。她说话总带着一种很奇怪的诚实，不给自己找太多台阶，也不往别人身上泼脏水。她把自己拆开，一块一块放在台面上，说：“你们看吧，就这么回事。”这种诚实很苦，但干净。
正想着，钟老板从暗房里出来了，手里拿着个白色卡纸夹，里面夹着几张刚定影的照片，还在控水。他走过来递给小银：“自己看吧。有张挺有意思。”
小银接过照片。一共七张，前六张是她按快门时脑子里设想过的画面：旧墙、枯藤、野草、巷子尽头微弱的夕阳、孟晓渔蹲在街边抽烟的侧影、雨前灰暗的天。最后一张，她自己都不记得拍过。
那是一个极小的角落，就在旧墙根下，离地面不到二十公分的位置。砖缝里长着一株很瘦的草，草叶上挂着一片更瘦的银杏叶。风把它吹到这个角落，它没有落在地上，反而卡在了草茎中间，像被一双极细的手轻轻托住。叶子的颜色已经黄透了，近乎透明，叶脉在光里延伸，像一张缩到极限的旧地图。
小银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
钟老板点了根烟，靠在柜台边，吐了一口白烟，慢悠悠地说：“这张不是拍出来的，是捡出来的。有时候按快门的人不知道自己在拍什么，底片知道。”
小银抬起头，冲他笑了一下：“钟叔，你有没有想过，照片可能比人更会记东西？”
钟老板弹了弹烟灰：“那得看谁洗。一般店洗，洗出来的是影像。我这洗，洗出来的是骨头。你懂我意思吗？”
小银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她小心翼翼把照片收进包里，跟那台相机放在一起。离开冲印店时，雨已经停了。天边露出一角很淡的蓝，像有人用水彩在灰布上轻轻抹了一笔。
回到家，她发现客厅茶几上多了一个牛皮纸盒。盒子不大，用红绳十字交叉捆着，看起来旧旧的，但很干净。盒盖上用钢笔写着几个字，是爸爸陆时衍的笔迹，工工整整，像份没有抬头的法律文书：
“给后来的记录者。”
小银拆开红绳，打开盒子。里面有一支录音笔，一张折叠的信纸，还有一片已经压干了的银杏叶。录音笔很旧了，表面有些划痕，但电池仓擦得发亮。小银按了一下播放键，里面先是一段空白，很长的空白，只有极细微的电流底噪，像有人开着机器，却很久没有说话。她耐心地等。
大约过了四十秒，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从录音笔里传出来。小银一下就听出来，是妈妈。那时候的妈妈，声音还没现在这么沉，带着一点南方口音，尾音微微往上翘。
“陆时衍，你把录音笔还我。我在说正事，你别打岔。”
然后是一个男人的笑声，很低，带着点耍赖：“我在听啊，你继续。就当我是一堵墙。”
“神经病。”年轻时的苏砚说，“我刚刚说到哪儿了？对，我说，银杏巷要拆了。我不死心，我找了好多人。陈主任说，规划早就定了，改不了。你爸说，有些事，法律能管，有些事，法律管不了。我问他，那什么能管？他说，时间。时间到了，什么墙都得拆。”
录音里沉默了一会儿，苏砚又说：“可是那棵银杏树，我总觉得它不该被拆。它是活的东西。它比我们所有人都早到那条巷子。它看过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如果它没了，那些年就真的没了。”
小银坐在沙发上，身体慢慢缩成一团。她没开灯，窗外的天光一点点变弱，客厅里渐渐暗下来。她听着录音笔里那个年轻的母亲在为一棵树不肯认输，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录音笔还在转，陆时衍的声音再次响起：“所以你决定了？不保房子，只保树。”
“对。”苏砚说，“房子拆了，回忆还在。但树没了，根就断了。”
“好。”陆时衍说，“那我帮你写材料。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等树迁过去之后，你得在树下请我吃碗面。要加双份肥肠。”
录音到这里断了。很突然，像记忆自身打了一个盹。
小银关掉录音笔，从茶几上拿起那张信纸，展开。纸上只有一句话，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