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夫——你们知道那个人。”薛紫英说，“出狱后找过我一次。在哥本哈根。他说想复合，说这些年他一直没忘记我。我看着他，看了很久，忽然觉得很陌生。那个曾经让我背叛一切的人，站在我面前，像一面旧镜子，照出来的全是我不想再看见的东西。”
她说到这里，低头抿了一口咖啡，再抬头时，脸上的表情很平静，甚至带着点自嘲：“我那时候才明白，原来一个人最难摆脱的不是过去，而是对过去的依赖。你习惯了把它背在身上，哪怕它已经烂了，臭了，你还是舍不得扔。因为扔了它，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
苏砚垂下眼。她的手无意识地摩挲着咖啡杯的杯沿，那动作极轻，像在触碰一个正在愈合的伤口。陆时衍没有看薛紫英，也没有看苏砚，只是看着窗外。他忽然想起当年在律所，薛紫英第一次把导师的资料拿给他时，说的一句话。她说：“有时候，做对的事，比做赢的事难多了。”他那时不懂。现在懂了。
“极光出来了。”陆时衍忽然说。
三个人同时看向窗外。起初只是天边浮现出极淡的青绿色光带，像谁用一支蘸了荧光的笔，在夜空上轻轻划了一笔。然后那光带慢慢舒展、翻涌，变成一片流动的光海，从东向西铺展开来，绿色里夹着紫和粉，像把整条银河揉碎了，撒在黑色的天幕上。
苏砚站起身，走到窗边。光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像极了她做过的那些梦。陆时衍走到她身侧，没有看她，只是并肩站着。薛紫英走到门边，把门打开。冷风灌进来，带着雪的清冽，和远处海风里的一丝咸味。
“走，出去看。”薛紫英说。
三人走出书店，站在巷子里。巷子两边的房顶都覆着厚厚的雪，被极光照得五彩斑斓。远处有教堂的尖顶刺入夜空，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极光在头顶翻涌，像一条巨大的、发光的河，从天的一头流向另一头，无声无息，却壮烈得让人想流泪。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站在这里。”薛紫英仰着头，声音轻得像在说给自己听，“以前在律所，我总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庭审，赢了就笑，输了就哭。后来去了冰岛，我才知道，这世上还有很多东西，跟输赢没关系。”
苏砚没接话。她伸出手，接住了一片从屋顶被风卷下来的雪。雪落在掌心，很快化了，只剩一点极小的水痕。她攥了攥拳，把那点水痕抹在衣摆上。然后她侧过头，看了一眼陆时衍。陆时衍正仰头看极光，侧脸被光照得棱角分明，像用刀刻出来的。她忽然觉得心里很满，满得连风都灌不进来。
“饿不饿？”陆时衍突然问。他低头看她，眼睛里映着一小片极光。
“饿。”苏砚说。
“我去煮面。”薛紫英转身回店里，脚步声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响。她走到门口，又回头补了一句，“我煮面的手艺，比开书店好。”
三人回到店里。薛紫英在柜台后面的小厨房里忙活起来，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地响。苏砚和陆时衍坐在靠窗的皮椅上，中间隔着一张小圆桌。极光还在窗外舞着，如梦似幻。苏砚把手肘支在桌上，看着陆时衍，忽然问：“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在这里对她说？”
陆时衍想了想：“该说的，在法庭上都说完了。不该说的，也不适合现在说。”
苏砚笑了一下：“你这个人，总把话说得这么圆。”
“因为我是律师。”陆时衍也笑，“但对你，我从来不说圆话。”
薛紫英端了三碗面出来。汤色清亮，面条筋道，面上卧着一颗半熟蛋和几片极薄的熏肉。她把碗放好，每人递了双筷子，然后自己也坐下来，呼着气吃了一大口。三个人围着一张小圆桌，在极光照亮的玻璃窗前，安安静静地吃面。没有祝酒，没有寒暄，只有筷子碰着碗沿的轻响和窗外风声的低语。
吃到一半，苏砚忽然说：“我在想，如果让我在这里住一个月，我会干什么。”
“你会疯。”陆时衍头也不抬。
“我也觉得。”苏砚笑了笑，“所以我打算把总部的年度战略会放在冰岛开。这样我就能名正言顺地在这里待一周。”
薛紫英抬起头，笑着摇头：“苏总还是苏总。连度假都不忘工作。”
苏砚没反驳。她环顾这间小书店，看着满墙的书和那台老收音机，看着玻璃窗外越来越盛的极光，忽然觉得心里那块一直绷着的地方，松了。她想到很多年前那个在银杏树下哭泣的小女孩，想到父亲，想到那些未寄出的信，想到眼前这个为她煮面的女人和坐在她身边的男人。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人这一生，能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呢？极光在头顶，面条在碗里，最不设防的人坐在对面。
吃完面，三个人又坐了很久。没有人提议打开手机，也没有人拍下极光的照片。好像有一种默契——此刻的一切，只属于此刻。拍下来，反而轻了。
“下次什么时候来？”陆时衍问薛紫英。
“下个月。”苏砚说，“我的战略会。”
薛紫英笑了，端起杯子，里面还是没喝完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