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里弹吉他，或者养猫，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窗边看雪。每年圣诞节，我给他写信，他就坐在楼梯上读。”
孟晓渔在后面起哄：“要求这么低？不像你啊薛大律师。”
薛紫英笑了笑，没有辩解。她想起冰岛书店里有一对老夫妻，每周三下午都会来。老太太坐在窗边织毛衣，老先生就坐在她旁边，安安静静地看一本冰岛语的诗集，一看就是一个下午。有一次薛紫英问老太太，你们在一起多少年了？老太太说，五十年了。她听了之后，忽然第一次觉得，如果这辈子还能再爱一次，她想爱得安静一点，像书店里那对老夫妻一样，不说话，不折腾，就坐着。
夜深了，江风吹得有些凉。苏砚靠在陆时衍肩上，闭着眼，睫毛在路灯的光晕里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陆时衍单手搂着她的肩，另一只手端着啤酒，偶尔低头看她一眼，确认她没有被风吹着。他们旁边，孟晓渔趴在露台栏杆上，对着手机里刚拍的照片翻来覆去地看——银杏树下的薛紫英和陆时衍、剥虾的苏砚、拌嘴的方如海夫妇、以及一桌子风卷残云的剩菜。她翻到最后一张，是薛紫英一个人的背影，站在银杏树下，仰着头，阳光从树叶间筛下来，落了她一身碎金。
薛紫英一个人走到露台最边缘，扶着栏杆，看着这座城市的夜景。这是她阔别了四年的城市。四年前走的时候，她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但回来的感觉，比她想象中要好很多。不是因为城市变了，是因为她自己变了。
她变胖了一点，变糙了一点，变得不怕冷了——冰岛的冬天零下十几度，刮起风来能把人吹走。但她也不再怕一个人了。因为冰岛那间小小的书店教会了她一件事：活着，不需要赢。
就在这时，苏砚忽然睁开眼，从陆时衍肩上抬起头，朝薛紫英的方向看了一眼，说了一句毫无征兆的话：“喂，你那个书店，需要合伙人吗？”
薛紫英愣了一下，回过头，看着苏砚认真的表情，“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苏总，你是搞AI的，不是搞书店的。”“投资人。”苏砚纠正道，“不是合伙人。我出钱，你出故事。”“什么故事？”“你在冰岛四年，总不可能只看了极光吧。写出来，出本书，放在你自己的书店里卖。”
薛紫英盯着苏砚看了好几秒，然后端起啤酒罐，遥遥冲她举了一下：“成交。”
孟晓渔在旁边举着手机，把这段对话一字不落地录了下来。她在取景器里看到薛紫英的笑容——不是那种礼节性的、客套的、应酬的笑，是一种被朋友在背后推了一把，踉跄了一步之后回过头来发现前方有路的那种笑。孟晓渔按下录制结束键，嘴里嘟囔了一句：“我真他娘的是个天才。纪录片续集的剧本，这不就有了吗？”
后来孟晓渔的《风暴眼》续集真的拍了这一段。在冰岛的首映式上，薛紫英坐在第一排，看到荧幕上的自己站在银杏树下，阳光落了满肩。她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一束花和一本书。书是她自己写的，封面是一扇窗，窗外是冰岛的雪原和极光。扉页上印着一行字，是苏砚帮她选的，选自她们在露台上喝酒的那个夜晚，薛紫英自己说过的话——
“活着，不需要赢。”
电影散场的时候，有记者问她：“薛女士，当年那个没嫁给陆时衍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
薛紫英想了想，说：“很好。比她想象中好。因为她终于发现，那个没嫁的人，本来就不是她应该嫁的人。”这句话后来登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标题是孟晓渔亲自拟的，只有四个字——“故人归来”。配图是那棵银杏树，和树下三个女人的背影。
而那个没嫁给陆时衍的人，在冰岛的漫天风雪里，守着一间亮着暖黄色灯光的书店，等一个人带着猫、吉他和诗集，推门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