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近况，苏砚从来不回，但每封都看。上个月薛紫英在邮件里说交了新男朋友，是个教英文的美国人，不会说中文，所以不知道她以前的事。苏砚看完之后对着屏幕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把邮件归档到一个叫“已读不回”的文件夹里。那个文件夹里只有薛紫英一个人的邮件。
“她说她在电视上看到我们胜诉的新闻了。”陆时衍说，“她说恭喜。”
“她可以发微信。”苏砚说。
“她说不敢。”
苏砚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个字：“哦。”
这个“哦”字里包含了很多东西。有不再计较的释然，也有永不原谅的保留。陆时衍听懂了，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他从路过的服务生托盘里拿起一杯苏打水——他不喝酒，这是他的规矩，跟客户吃饭也不喝，因为这个规矩丢掉过好几个大单，但他不改。说一个人能对自己狠到滴酒不沾的地步，要么是怕失控，要么是曾经过度失控过。陆时衍属于后一种。很多年前他被导师陷害、被薛紫英背叛的时候，曾经一个人喝到胃出血，在医院里躺了三天，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连手机密码都忘了。从那以后他滴酒不沾，不是因为学好了，是因为害怕。害怕自己再醉一次，就再也醒不过来。
“刚才那个张总跟你说什么了？”陆时衍换了个话题。
“说恭喜。说想请教。”
“恭喜是真的，请教是假的。”陆时衍喝了一口苏打水，“他公司上周刚被我们起诉，侵犯了三家科创企业的算法专利。他来找你是想套近乎，看看能不能让你帮忙说情。”
苏砚看了他一眼：“你怎么不早说？”
“我说了你刚才那六个字就不是‘张总客气互相学习’了。”
“那会是什么？”
“可能是‘张总滚远点’。”
苏砚笑了。不是那种社交微笑，是真正的笑——嘴角往上翘的同时，眼睛下面会挤出两道细细的纹路。这两道纹路是她的真实情绪指示器，比任何微表情都诚实。陆时衍第一次看到她这个笑，是在医院里，她肩膀上缠着绷带，麻药刚过，疼得脸色发白，他给她削了一个苹果，削得坑坑洼洼的，她接过去看了半天说“你削苹果的技术跟你打领带的技术一样差”，然后就笑了，眼睛下面挤出了这两道纹路。那一刻陆时衍知道自己完了。不是喜欢，是完蛋。喜欢是可控的，完蛋是不可逆的。
“你刚才一个人站在窗边，看起来像是在想很重要的事。”陆时衍说。
“在想山顶上的风为什么比山脚下大。”苏砚转过身，重新面对落地窗。窗外的夜景依旧璀璨，旋转餐厅已经转了四十五度，原来的外滩被转到了另一侧，现在正对着的是老城厢的方向，那边的灯光稀疏一些，能隐约看见低矮的老房子和狭窄的弄堂，和远处的高楼大厦形成一种奇异的对照，“小时候我爸带我去爬山，爬到了山顶上，风很大，我问爸爸为什么山顶上的风这么大，爸爸说因为你把什么都丢在山脚下了，没有东西帮你挡风了，风就直接吹在你身上。我当时不懂，现在好像有点懂了。”
陆时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放下苏打水杯，开始解自己的西装扣子。苏砚警惕地看着他，还没等她问“你要干什么”，他已经把西装脱下来披在她肩上。西装很宽，袖子里还带着他的体温，那是一种干燥而温暖的热度，和他这个人一模一样——不太会说好听的话，但会在你冷的时候把衣服脱给你。
“山顶上风大，”陆时衍说，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法律事实，“多穿一件。这件西装九千八，比你那条裙子贵，保暖效果应该更好。”
苏砚愣了一下，然后低头看了看披在肩上的西装，又抬头看了看陆时衍。他脱了西装之后，白色衬衫在灯光下显得有些单薄，左肩的位置有一个很细微的凸起——那是他去年在法庭上替她挡那一刀时留下的疤。刀口不深，但离颈动脉只差三厘米，医生说再偏三厘米人就没了。他醒过来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对方律师的质证意见我写了三十页在电脑桌面密码是我的生日”。苏砚当时坐在病床边，又哭又笑，觉得自己这辈子所有的运气都用在这一天——不是运气好没被伤到要害，是运气好遇到了这个人。
“九千八的西装，”苏砚伸手拢了拢西装的领口，闻到了袖子上淡淡的雪松味，是他的洗衣液的味道，她帮他买的那款，因为他自己买的总有一股刺鼻的工业香精味，“你就这么披在我身上，不怕我弄脏了？”
“弄脏了可以洗。人冻坏了修不好。”陆时衍重新端起苏打水杯，喝了一口，目光落在窗外，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再说，九千八算什么。你那个千亿专利案，我收了八位数的律师费，够买一柜子的西装。”
“你还好意思提律师费？”苏砚瞪了他一眼，但眼睛里没有真的愤怒，反而带着一点笑意，像是被一只不讲理的猫挠了一下，不疼，有点痒，“当初谁跟我说‘按市场价收费，一分不能少’？我还以为你多硬气呢，结果后来偷偷让财务给我打了折，以为我不知道？”
“那个是助理搞错了。”陆时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