翘起。她想起那个下午——薛紫英在去机场的路上，顺便到她公司来了一趟。两个女人坐在她办公室里，一个喝着美式咖啡，一个喝着白开水，中间隔着一张玻璃茶几和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过往。
“我告诉她，你在ICU里挂水的时候改技术方案的事。”苏砚说。
“不是这件。”
“我告诉她，你吃泡面会把调料包撒得到处都是。”
“也不是这件。”
“哦。”苏砚想起来了，脸上的表情难得有一丝心虚。“我还告诉她——陆时衍这个人，你欠他一分，他会记着；你对他好一分，他反倒觉得欠了你。所以他这辈子活得比谁都累。”
陆时衍看着她，沉默了好一会儿。蒸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滚着，热气从厨房溢出来，带着葱姜和蒸鱼的鲜味，把整个客厅都熏软了。
“你知道薛紫英在机场给我发了什么消息吗？”
“不知道。”
“她说——‘苏砚比我强。不是强在有钱，是强在她敢欠你。我当年就是不敢欠你，所以才走的’。”陆时衍把手机掏出来，翻到那条消息，把屏幕亮给苏砚看。消息的最后还有一句，他用手指遮住了，没让她看。
苏砚伸手去掰他的手指，他躲了一下，没躲开，让她看到了最后那句话——“你欠她的你也还不清，不如就别还了。不还，才是一家人。”
苏砚看完那句话，把手缩了回去。她端起水杯想喝一口，发现水已经凉了。凉了也没关系，她一口一口地喝，喝得很慢，像是在用喝水这个动作遮掩某种不太擅长处理的事情。
陆时衍比她擅长这种事吗？并不。他是法庭上最好的辩护人，但在感情这件事上他的履历薄得可怜。他唯一的前女友——严格来说是前未婚妻——当年为了利益背叛了他，他用了三年时间才从那个坑里爬出来。爬出来之后他就给自己筑了一道墙，墙外的人看他温和有礼、进退有度，墙里的人知道墙是空的，里头什么都没有。
直到苏砚出现。苏砚不是来敲墙的，她根本没注意到有一堵墙，她忙得连自己的墙都顾不上拆。她只是做了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把他当成战友。不欠他，不防他，不讨好他，不算计他。这种简单到不可思议的信任，反而让他不知所措。
他想起导师当年说过一句话——“最好的律师是永远保持理性的人，最好的伴侣是敢在你面前不理性的人。”导师说过这句话，他自己却没能做到。他选择了利益，选择了背叛，最后选择了一条走到黑的路。陆时衍曾经以为，自己也会走上导师的路——不是因为认同，而是因为惯性。人沿着一条路走得太久，就算明知道前面是悬崖，也很难在最后一刻转身。
是苏砚让他转的身。不是用言语，是用行动。她敢在ICU里改技术方案，不是因为她不怕死，是因为她觉得公司几千号人的饭碗比她的命重要；她敢在终极庭审上扑过来替他挡那一刀，不是因为她不怕疼，是因为她觉得有些东西不能被刀捅碎。她是一个一辈子都在还债的人——父亲破产的债，员工信任的债，资本围猎的债——唯独不觉得别人欠她什么。苏砚的父亲被导师设局逼到破产，他当年没有能力为他辩护；现在他为苏砚辩护，不只是为了苏砚，也是为了让当年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终于能做点什么。
“陆时衍。”苏砚把水杯放下，转向他，盘起腿来坐在沙发上，离他近了一些。
“嗯？”
“你那条消息——最后那句话，你刚才为什么要遮？”
陆时衍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是一双拿惯了笔和文件的手。这双手在法庭上翻过无数证据，写过无数辩词，却从没写过一封情书。他觉得自己不会写那种东西，写出来一定很糟糕，像法律文书一样干巴巴的，满篇都是“鉴于”和“因此”。
但他现在忽然觉得，不会写也没关系。
“因为我怕你看了会多想。”他说。
“多想什么？”
“多想——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苏砚歪着头看着他，眼睛里那种亮光从尖锐变成了柔和，像对岸的灯火倒映在江面上，被晚风揉碎了，又慢慢聚回来。他的世界里，人情是债，道义是债，连感情都忍不住拿来当债算。可苏砚不同，她的世界里只有值不值得。她觉得值，就不用算。
“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苏砚问。
“我不知道。”陆时衍难得地坦诚了一次，“我习惯了把所有关系都定义清楚——委托人和律师，对手和对手，朋友和朋友。但你不是以上任何一种。”
“那就不要定义。”苏砚说，“我做了半辈子AI，最明白一个道理——最好的算法不是定义出来的，是训练出来的。你给我数据，我给你结果。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就够了。”
蒸锅的定时器响了。
陆时衍起身去厨房关火，端出那盘蒸鲈鱼。鱼蒸得刚刚好，眼珠突出，鱼皮微微裂开，葱丝在热油里蜷成碧绿的圈，酱油在盘底铺了薄薄一层，颜色不深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