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小时。”陆时衍站起来，重新拿起那条没打好的领带，对着镜子熟练地绕圈打结，“够我们去一趟老宅的后院。”
苏砚抬起头看他，眼神里有疑问。
“枇杷树还在不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当年你爸在破产前夕，给自己最信任的律师寄过一封信。那封信的收件人，”陆时衍转过身，领带已经打好了，黑色西装衬得他肩线笔挺，“是我爸。”
苏砚的手指猛地收紧了。她从来不知道这件事。陆时衍从来没提过。三个月的并肩作战，无数次的生死相托，这个比她肚子里的蛔虫还了解她的男人，居然把这么大一个秘密藏了三个月，藏在她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就像把一棵枇杷树种在客厅正中央却告诉她那只是一盆绿萝。
“陆时衍。”苏砚站起来，礼服还没拉好的拉链在背后敞开着，露出两片蝴蝶骨，她的声音很平静，但那种平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海面上最危险的那种平静，“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
“很多。”陆时衍的回答坦诚得让人没法生气，“每一样都跟今晚有关。每一件都跟周鹤年有关。但我之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你，是因为——”他顿了顿，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苏砚手里。
那是一封信。信封已经发黄了，纸质很脆，上面贴着几张不同年代的邮票，每张邮票上的邮戳都模糊不清，但收件人的名字还看得分明——“陆远山律师亲启”。陆远山，是陆时衍的父亲。信封的右下角，落款处盖着一个红色的印章，印章上的字很小，苏砚凑近了才看清——“苏博文”。
她的手开始发抖。这双签过千亿合同的手、敲过无数行代码的手、在法庭上握成拳头指甲几乎嵌进肉里的手，此刻捧着一个发黄的信封，抖得像是捧着一块烧红的炭。
“我爸给你爸写的信。”
“对。二十三年前寄出的，寄到我爸原来那家律所的地址。但我爸当时已经调到了另一个城市的分所，这封信辗转了三个地址，等到终于送到他手上的时候，已经晚了——你爸的公司破产了，你爸本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突发心梗去世。”
苏砚没有说话。她把信封翻过来，封口完好，上面用火漆封缄，火漆上压着一个图案——不是公司的公章，不是法律文书常用的那种圆形印章，而是一个手绘的、简笔画般的小图案：一棵树，歪歪扭扭的，树冠圆圆的，像枇杷。
“这封信，”苏砚的声音终于开始颤抖了，“你没打开？”
“我没资格打开。”陆时衍说，“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我父亲，他临终前把它交给我，说了一句‘如果有一天你能见到苏博文的后人，把这封信亲手还给她’。他没有让我打开，我也从来没有打开过。但今晚——今晚你需要打开它。”
苏砚用指甲小心地撬开火漆。火漆碎裂的瞬间，那棵歪歪扭扭的枇杷树断成了两半。信封里只有一张纸，折得整整齐齐，展开之后，上面是苏博文的笔迹——笔画有力，带着一种即使大厦将倾也绝不低头的骨气。
“远山兄：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了。不是身体的离开，是社会身份的死亡。他们给苏博文准备了一口棺材，钉子是寰宇的资本，槌子是博文科技的专利，葬礼的主持人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掘墓人——周鹤年。”
苏砚读到这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的、一滴一滴落在信纸上的那种哭。她用手指去擦，泪珠在纸上洇开了一小片，刚好洇在那行字的最后一个**上，像一种隔了二十三年的、迟到的回应。
“我把我毕生的研究成果，封存在老宅地窖的夹墙里。那里有我设计的AI底层架构图，有博文科技所有专利的原始手稿，还有一份录音——是我和周鹤年最后一次谈判的全过程。我当年太天真，以为用这些可以跟他谈条件，换一个体面的破产。他笑了。他说，苏博文，你要的不是体面，是要清白。然后他挂了电话。远山兄，清白我给不了我自己了，但证据可以留给后来的人。”
信的最后一行，字迹明显变得更大更用力，像是写信的人把所有的力气都押在了这最后一句上。
“如果有人能找到这封信，请你告诉他——苏博文这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公司的事。”
信纸在苏砚手里轻轻颤动。不是她的手在抖，是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在抖。陆时衍伸手扶住她的肩膀，被她轻轻拨开。她站起来，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然后转过身，把敞开的拉链拉到顶，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
“出发。”她说。
傍晚六点，苏砚和陆时衍到了老宅。如今的私人会所还没有亮起全部的灯，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门口做最后的布置，白色的桌布铺在庭院里，水晶杯摞成了塔，香槟桶里的冰块还在冒冷气。苏砚穿着一身利落的黑色套装，不再是晚礼服，脚上是一双便于行动的平底鞋，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
陆时衍从前台拿到了一把备用钥匙。钥匙是老式的黄铜钥匙，齿痕磨损得厉害，插进后院那扇铁门的锁孔里，拧了三圈才拧开。铁门推开的瞬间，发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