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如果非要说我为自己做过什么——那就是想办法让你睡个好觉。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的公司值多少钱，不是因为你的案子有多重要，不是因为我们是盟友、搭档、战略合作伙伴。只是因为，我想让你睡个好觉。”
公园里忽然很安静。晨风吹过银杏树，沙沙的响声像是有人在远处翻一本很厚的书。一只橘猫从花坛后面钻出来，在长椅前蹲下，仰头看了看这两个人，又看了看塑料袋里的油条，喵了一声。苏砚掰了一块油条扔给它，橘猫叼了就跑，跑进花坛里不见了踪影。
“就这个？”苏砚问。
“就这个。”
“不是应该说点更壮观的吗？比如‘我想守护你的笑容’或者‘我愿意为你对抗全世界’之类的。”
“那是偶像剧里的台词，不是陆时衍的台词。”陆时衍把豆浆从袋子里拿出来，插好吸管，递给她，“我的台词就是——你眉头松开的时候，我也觉得踏实。这个踏实，就是我为我自己做的事。不是无私的。是自私的。你踏实的每一分钟，都是我的回报。”
苏砚接过豆浆，喝了一口。豆浆是甜的，加了糖，甜得恰到好处——不是那种甜到嗓子眼发腻的甜，而是刚入口时舌尖微微一震、咽下去以后口腔里还留着一丝回甘的甜。她不知道陆时衍买豆浆的时候是随手拿的还是特意挑了加糖的，她没有问。有些事不必问——就像他看见她发卡歪了也不说一样，就像他在长椅上坐一整夜也不叫醒她一样。
“你知道吗，”苏砚把豆浆杯子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捧着，像是怕它凉了，“我活了三十年，最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人都推远。远的推到门外，更远的推到街对面，最远的推到记忆外面。我总觉得别人靠得太近就会看到我的破绽，看到我其实不是铁打的，看到我也有半夜醒过来坐在床上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的时候。所以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裹了一层又一层——商业手腕、谈判话术、数据模型、对赌协议——这些是我给自己打造的最合身的盔甲。穿上以后，谁都扎不透，我自己也脱不下来。”
她转过头看着陆时衍。
“但你这个人，陆时衍，你没有扎我的盔甲。你甚至没有敲过我的门。你就站在门口等着，等到我自己把门打开一条缝，露出半个肩膀，你也不急着往里看，你就说了一句——‘你发卡歪了’。这句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话，但就是这句话，让我觉得把门打开也没关系。”
她端着那杯豆浆，停了一下，好像在组织措辞，又好像在犹豫要不要把下面的话说出来。最后她还是说了。
“以前我的心理医生说，苏砚，你有一个很深的创伤，那个创伤就是——你觉得你爱的人都会被夺走。你父亲被夺走了，他的公司被夺走了，他的尊严被夺走了。所以你不敢再爱任何东西。你爱的东西越多，能被夺走的就越多。我当时觉得她说得特别对。所以我拼了命地工作，拼了命地赚钱，拼了命地把公司做大。我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我够强，就没人能夺走我的东西。可是我忘了问自己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那些东西被夺走以后，我怎么办？”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豆浆，杯壁上凝结了一层细细的水珠，顺着纸杯往下滑，滑到她手指上，凉丝丝的。
“我被夺走过一次。我爸的公司没了，我们从成都搬到重庆，又从重庆搬到贵阳，每次搬家，我抱着自己的书包坐在卡车后面的货厢里，看着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往后倒，觉得世界就是一排向后倒的树，你留不住任何一棵。后来我长大了，我自己做了公司，我以为只要公司够大、专利够多、市场份额够高，就没人能再夺走我的东西。但我错了。错的地方不在于‘够不够强’，而在于我一直觉得东西是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爸被夺走的不只是公司，还有他的信心、他的骄傲、他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的那个念头。他被夺走了这些东西以后，他还能每天早上爬起来给我炸油条。他被夺走了那么多，但炸油条这件事，没有被夺走。”
她松开了杯子，把手摊开在膝盖上。手掌上有几道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细纹，是长年累月敲键盘留下的，像一棵树的年轮。
“陆时衍，我以前觉得你帮我打官司、布反间计、扳倒导师和资本，是你对我的好。但我现在发现，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今天早上这根油条。我没有害怕吃完它以后就没有下一根了。我没有在这根油条上计算任何风险。我就是把它吃了。吃得连渣都没剩。”
她把油条的碎屑从裙子上拍掉，碎屑落在地上，几只麻雀立刻飞过来，在地上跳来跳去地啄。其中一只特别胖，抢得最凶，翅膀扇得呼呼响。另一只瘦的不争不抢，等胖的吃饱了飞走了，才不紧不慢地踱过来，啄剩下的渣子。
苏砚指着那只瘦麻雀：“你看那只，像我。”
“怎么就像你了？”
“它不争不抢，是因为它知道急也没用。但它一直在那儿等着，不飞走。最沉得住气的，往往是最后一个吃到东西的。”
陆时衍看了看那只瘦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