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得不算惊艳，但五官周正耐看，身上有种书卷气，是那种让人第一眼就觉得“这人应该是个好学生”的类型。
“进来吧。”苏砚说。
薛紫英走进来，把水果放到床头柜上，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像是来面试的应届生。
“我来跟您道个歉。”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之前因为我的原因，给您和陆时衍添了很多麻烦。我不指望您能原谅我，但我觉得应该当面说清楚。”
苏砚看着她，忽然觉得有点意思。大多数人道歉的时候都会本能地替自己辩解，会用各种“但是”来稀释责任的分量。但薛紫英没有，她就那么直直地坐着，把话说完，然后安静地等待审判。
“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你聊吗？”苏砚问。
薛紫英摇了摇头。
“因为我调查过你。”苏砚说，语气不咸不淡，“你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在陆时衍的律所干了三年，业绩全所前三。后来你跟导师那家律所签了约，走的时候带走了陆时衍三个重要客户。圈子里所有人都骂你白眼狼，但我查到一件事——你妈那时候刚查出来尿毒症，每周透析三次，而你跳槽拿的那笔签字费，刚好够你妈换肾的手术费。”
薛紫英的脸色白了一瞬，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都没说。
苏砚继续说：“我没有替你洗白的意思。背叛就是背叛，不管有多正当的理由，被背叛的人受到的伤害都不会少一分。但我想说的是，我见过太多拿‘身不由己’当借口的人，他们做坏事做得心安理得，从来不会愧疚。你不一样。”
她指了指薛紫英放在膝盖上的手——那双骨节分明的手正不受控制地轻微颤抖。
“你在怕什么？你妈的手术已经做完了，恢复得很好，导师也进去了，没人能再拿她威胁你。你还怕什么？”
薛紫英沉默了很久，久到苏砚以为她不打算回答了。
然后她突然开了口，声音比刚才更轻，像是一片薄冰在热茶里慢慢化开：“我怕的是……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好人了，还是个坏人了。”
苏砚看着她，忽然想起自己十岁那年的事。
那年她爸的公司刚破产，家里每天都有要债的上门。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发现家门口被人用红漆喷了两个大字——“还钱”。她妈蹲在门口，拿着块抹布蘸着汽油拼命擦，擦得手指都磨破了也擦不掉。她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跑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出来。
“妈，你让开。”
她妈吓坏了，以为她要干什么傻事。结果她走到门前，用刀背对准门板，狠狠敲了三下，然后对着楼道大喊：“这扇门我家的，这面墙也是我家的！谁再敢往我家的东西上写字，我就把字刻到他家门上去！”
她妈后来跟邻居提起这件事，总是笑着说“我们家砚砚从小就是个狠人”。
但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她把刀放回厨房之后，躲在自己房间里哭了整整一夜。她不是因为害怕才哭，是因为她发现自己可以那么狠，狠到让自己都觉得陌生。
所以此刻，当她看着薛紫英坐在她面前问“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时候，她忽然觉得很懂。
“你知道吗，”苏砚靠回枕头上，语气难得柔和了一些，“我活了二十八年，从来没有遇到过纯粹的坏人。也从来没有遇到过纯粹的好人。每个人都是一锅乱炖，有好的食材也有坏的食材，看你怎么熬。”
她顿了顿，补了一句：“你要是实在不确定自己是什么人，就看看你接下来做的事。去加拿大也好，去别的地方也好，多做点好事，少做点亏心事。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薛紫英抬起头，眼眶有点红，但没有哭。
“苏总，谢谢你。”
“别谢我。我只是懒得记仇，记仇太耗内存了。”苏砚摆了摆没受伤的那只手，“你去吧，出庭的事准备好了就行。”
薛紫英站起身，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回过头。
“苏总，我能不能再多说一句？”
“说。”
“陆时衍那个人，”薛紫英的嘴角弯了一下，弯得很淡，像是含着一颗还没化的糖，“他看着很冷，其实心软得不像话。您要是真的喜欢他，就别跟他讲道理。他这人一旦进入讲道理的模式，就会自动把心关上。您直接打直球，他受不了。”
苏砚挑了挑眉，“你这是在给我传授经验？”
“不是经验。”薛紫英摇了摇头，神情认真地纠正道，“是教训。”
然后她就走了。
苏砚后来把这段对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了陆时衍听，陆时衍听完之后沉默了大概有十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苏砚差点笑出声的话。
“她说的没错。我确实受不了直球。”
现在，苏砚靠在病床上，看着陆时衍给她削苹果，忽然想起了薛紫英上飞机前发给她的一条消息。
“苏总，飞机马上起飞了。我想了很久，觉得有句话应该说出来——那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