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忽然插了一句话。
“韦秘书，你还记得去年组织部的年终考核吗？”
韦伯仁茫然地点了点头。
“你的考核表上，有一栏‘工作表现’是空白的。知道为什么吗？”
韦伯仁摇了摇头。
“因为解宝华在考核前一天给我打了电话。”常军仁缓缓说道，“他说韦伯仁这个人不太听话，让我在考核表上压一压。我没理他，但我也不能给你填太高——那样反而会害了你。所以那一栏我让它空着，意思就是——这个人，我不评价；这个人，我自己看。”
韦伯仁愣愣地看着常军仁，嘴唇张了张，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常军仁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把烟斗从嘴里取下来，用烟斗柄点了点韦伯仁的胸口。
“我看了快四年，今天终于看清楚了。你有弱点——胆小，怕事，不敢扛雷。但你骨子里不是坏人。坏人不会因为给了一个U盘就一夜不睡，坏人不会因为开了个账户就觉得对不起天地良心。韦秘书，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有时候就在这一念之间。你这一念，已经偏向了亮的地方，就别再退回去了。”
韦伯仁忽然把头埋进两只手里，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他哭得很压抑，没有声音，只有肩膀在一下一下地耸动。泪水从指缝里渗出来，滴在公文包的皮革上，聚成一小滩。
买家峻和常军仁谁都没说话。窗外的阳光慢慢移动，从办公桌的玻璃板上滑到地上，又滑到韦伯仁的鞋面上。那双皮鞋上沾着的泥已经干了，变成了灰白色的印子。
过了很久，韦伯仁抬起头，用袖子胡乱擦了一把脸。他脸上的泪痕还在，但眼神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一种豁出去的眼神，一种把所有的恐惧、愧疚、犹豫都剁碎了咽下去之后才会有的眼神。
“买书记，常部长，我做。”他说，“我作证。”
买家峻站起来，朝他伸出手。韦伯仁也站起来，握住了那只手。两个人的手都很用力，骨节硌着骨节，掌心贴着掌心。
常军仁在旁边看着，忽然笑了。他把烟斗重新塞进嘴里，用力吸了一口，烟雾从嘴角溢出来，遮住了他眼底那一闪一闪的亮光。
“好。”他说，“既然如此，我也送你们一份大礼。”
他走到墙角那排铁皮柜前面，从腰间解下一串钥匙，挑了最小的一把，插进最下面那个柜子的锁孔里。咔嗒一声，锁开了。他从柜子里抱出一个铁盒子，放在办公桌上。
铁盒子没上锁，但盒盖上贴着一张封条，封条上盖着组织部的公章，日期是三年前的。常军仁撕开封条，打开盒子。盒子里装的是三本厚厚的账本，账本封面已经泛黄了，纸张边缘被翻得起了毛边。
“这是三年前我暗中收集的。”常军仁说，“当时我想查，但上面有人压着，下面有人顶着，查不下去。我把这些锁了三年，就是在等一个机会。”
他拍了拍账本上的灰，灰在阳光里飞舞，像一群金色的尘埃。
“现在机会来了。”
买家峻翻开最上面那本账本。第一页就是一份转账记录的复印件，上面的数字他认识——昨天他在韦伯仁给的U盘里见过一模一样的。转账金额、转账时间、收款账户，全部吻合。
他翻到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每一页都是证据，每一页都指向同一群人——解迎宾、杨树鹏、花絮倩、解宝华。
翻到第六页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
那一页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云顶阁”酒店的地下停车场，一群人正从一辆商务车上往下搬东西。东西用黑布蒙着，看不清是什么，但旁边站着的两个人看得一清二楚——一个是杨树鹏，另一个是解宝华。两人面对面站着，解宝华手里夹着一根烟，杨树鹏正凑过去借火。火光映在两个人的脸上，一个笑得坦然，一个笑得阴沉。
买家峻把那张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墨水已经褪色了，但字迹依然清晰：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七日，解宝华收受杨树鹏现金三百万元，拍照存证。”
落款没有名字，只写了一个字——“花”。
买家峻把照片递给常军仁。常军仁看了一眼，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是花絮倩拍的？”
“只能是她。”买家峻说，“那天在场的人里，只有她有可能拍照。”
常军仁把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忽然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明悟。
“所以花絮倩从一开始就在留后路。”
“或者说留证据。”买家峻合上账本，目光变得深邃起来，“她知道自己在这个局里的位置——说好听点是白手套，说难听点就是替罪羊。一旦出事，解迎宾和杨树鹏第一个抛出去的就是她。所以她在三年前就开始给自己攒筹码。”
“这些证据她为什么不自己拿出来？”韦伯仁忍不住问。
“因为不敢。”买家峻的声音很沉，“她手里这些证据，放在任何一个时候拿出来都够解迎宾喝一壶的。但只要解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