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就是被卡住的那个人。
“除了那一次，常军仁还参加过其他聚会吗？”
“据我所知，没有。”韦伯仁的语调里有一种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急切，像是在替什么人辩解，“而且那一次是他主动离席的。他说身体不适先走一步，我当时看见他的背影——步子走得很快，像是在逃。”
买家峻没有回头。他望着那片黑茫茫的江水，望着对岸那艘亮着孤灯的货船。灯光被水波拉成一条条细碎的线，像烧断的琴弦，一根根漂在暗流上。
“第二件事。”韦伯仁从脚边的布包里掏出一沓文件，放在矮桌上。文件用牛皮纸包着，没有封口，纸面上没有任何标记，连一个手写的字都没有。“这是安置房项目的原始账目——不是你们审计看到的那本。我花了一年半时间，一份一份复印，一张一张带出来。原始账目显示，工程停工不是因为资金不足，而是因为解迎宾故意抽走了四成工程款，转移到了一个境外账户。”
“四成。”
“四成。”韦伯仁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像是在确认一件他自己也难以置信的事。“那四成里有将近三成来自安置房。解迎宾在申请书上写的是‘一期工程尾款’，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笔尾款，是编出来的。我当时负责会议纪要，亲耳听见他和解宝华讨论这件事。解宝华说‘金额太大，容易露馅’。解迎宾说‘反正将来查起来有市委撑腰，怕什么’。”
买家峻转身走回矮桌前，拿起那份文件。他没有立即翻开，而是把它拿在手里感受那份重量。牛皮纸是凉的，纸面上没有任何标记，干干净净，安静得像一块石头。可他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是安置房里那些断了炊的灶台，是那些被搁置了两年多的补偿款，是那些上访群众挤在信访局门口睡在地板上的夜晚。他终于翻开文件。报告正文翻到第二页，一个账户名跳入眼帘，他的手指在那个名字上停了下来，指尖微微发白。
“这个账户的开户行在上海自贸区，资金最后汇入的终端在开曼群岛。”韦伯仁说，“解迎宾把每一笔钱的流向都拆得很碎，分成几十个不同的壳公司互相转账，一般人根本看不懂。我也是靠着在金融办工作时积累的经验，才把整个链条拼出来。”
买家峻一页一页翻，翻到第十六页时停了下来。他指着一行数字，问：“这一笔是汇给谁的？”
韦伯仁低头看了一眼，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说了：“杨树鹏的地下钱庄。”
“杨树鹏在这个链条里充当什么角色？”
“他把非法资金洗成合法的工程回款，抽取两成佣金。我查过他名下二十三家公司的注册时间，每一家都是在安置房项目启动前后三个月内注册的。”韦伯仁弯下腰又从布包里翻出一沓纸，纸张新旧不一，有些边缘泛了黄，有些连油墨都没干透。他把这些纸按时间顺序在矮桌上一字排开，手指从第一家指到最后一家，落下去的时候在桌面上磕出了笃笃的轻响。
买家峻收起文件，放进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公文包不大，但够厚，里面已经装了不少东西——调查组的报告、纪检部门的回函、一些零零碎碎的证据复印件。现在加上这份东西，包一下子重了很多。
“为什么现在给我？”买家峻问。
韦伯仁站起来走到船舷边，背对着买家峻，肩膀微微佝偻着。月光照在他的后背上，把他西装上的褶皱照得清清楚楚，那件衣服看起来比他人还要疲惫。
“因为我的儿子今年七岁。”他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然后转过身来，买家峻看到了一张完全不同的脸——眼眶是红的，但嘴角在笑，那笑容里没有任何胜利或者得意的成分，只是一个中年男人把压在心里太久的东西终于搬出来之后，那一瞬间的虚脱和轻松。“上个月他问我，爸爸你在市里做什么工作。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江面上起了雾，薄薄的一层，贴着水面缓缓地流。钟声又响了，这一次不是半点钟，是整点钟。凌晨两点。韦伯仁把紫砂壶里最后一点茶倒进自己杯子里，端起来一饮而尽。
“还有第三件事。”韦伯仁放下杯子，“最迟后天，解宝华就会以‘市委工作需要’为由，向市委递交一份申请，要求将你调离沪杭新城。理由是现成的——你在调查过程中出现了多次安全事故，说明你的人身安全已经影响了正常工作开展，换个同志来接替你，对你个人、对新城的工作都有好处。这份文件的草稿已经拟好了，就在解宝华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消息来源可靠吗？”
“我亲自帮解宝华校对的文稿，就在今天下午。”韦伯仁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出奇地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会议时间，但他握着茶杯的手指已经攥得发白，指关节一根根凸起来，像一排用力钉进掌心的图钉。“买主任，文件一旦正式提交，你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调离——车祸、调查组的恐吓、暴力袭击，这些在你看来是工作需要付出的代价，在解宝华嘴里，全都是‘安全隐患’。他把你塑造成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人，然后再以‘保护’的名义把你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