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两个字。
“枣子。”
中秋的月亮从长江上升起来的时候，围城部队的炊事班把仅剩的腊肉全煮了。每个士兵分到了两片肉、一碗糙米饭、一勺咸菜汤。这已经是围城以来最好的一顿饭了。士兵们蹲在战壕里、城墙根下、临时搭的帐篷里，端着搪瓷碗狼吞虎咽。有人拿出家里寄来的月饼——已经硬得像石头，用热水泡软了才能吃——掰成小块分给身边的战友。
沈砚之没有在吃饭的队伍里。他一个人坐在保安门外那棵被炮弹削掉树冠的老槐树下，面前摆着一碗饭，筷子横搁在碗口上，一口没动。
赵昆走过去，把碗端起来塞进他手里。“团长，吃一口。嫂子要是知道你不吃饭，在信里又得念叨。”
沈砚之接过碗，扒了一口饭，嚼了很久才咽下去。他的目光一直落在南方天际线上。月亮升得越来越高，清辉洒在长江上，把江水照得银光闪闪。
“赵昆，”他忽然开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赵昆想了想：“老母亲，在河南老家。上次收到信是三个月前，说眼睛不太好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打完仗回去看看。”
“嗯。打完仗。”
两个人都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谁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从护国战争到北伐，赵昆跟了沈砚之八年。八年前他十九岁，刚死了爹，家里揭不开锅，跟着溃散的北洋逃兵一路跑到云南，饿昏在路边。沈砚之路过的时候把他捡了起来，喂了一碗粥。
“跟我走吧。”沈砚之说，“别的不敢保证，至少不让你饿肚子。”
赵昆就跟着他走了。这八年里，他替沈砚之挡过子弹，沈砚之替他挡过炮火。两人的关系早就不只是上下级——是兄弟，是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那种。
“团长，”赵昆忽然换了个话题，“你说咱们这个仗，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沈砚之把筷子放在碗上，想了一会儿。“完不了。”他说。
赵昆愣了一下，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
“护国打袁世凯，打完了。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又起来了。护法打段祺瑞，打完了。段祺瑞下台了，吴佩孚、孙传芳又起来了。”沈砚之看着远处的长江，“我打了十五年仗了。从山海关打到西南，从西南打回中原。你以为打完这一仗就完了？打不完的。”
“那咱们还打什么？”
沈砚之转过头看着他。月光下，沈砚之的脸比平时显得更瘦，颧骨更突，眼眶更深。但他的眼睛里有光，和在双河场从蔡锷手里接过指挥刀那天一模一样。
“打完这一仗，至少能让北洋军阀的气焰下去一大截。打完下一仗，至少能多收回一个租界。再打完下一仗，至少能让老百姓多过上几年不打仗的日子。”他停了一下，“打不完，但值得。”
赵昆沉默了。
就在这时候，城墙上忽然响起了枪声。不是攻城的信号，是哨兵在鸣枪示警。沈砚之放下饭碗，一把抓起指挥刀就往城楼方向跑。赵昆紧跟在他身后。
城楼上的哨兵指着城下——南门外那片黑漆漆的树林边上，有一个人影正在往这边跑。那人影跑得很慢，踉踉跄跄的，像是受了伤。哨兵拉动枪栓，正要开第二枪示警，沈砚之按住他的手。
“别开枪。看清楚。”
月光照亮了那个人影。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灰布衫，头上缠着一条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布巾，赤着脚，每跑几步就回头张望一眼，像是有人在追他。跑得更近一些的时候，沈砚之看清了他的脸——四十来岁，浓眉，阔嘴，脸上有一道从额头斜到耳根的新伤。不是军人，是老百姓。
那人在城下停下来，仰头看着城头上的士兵，张了张嘴，发出的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
“官爷……救……救我婆姨……她在林子那边……快生了……”
沈砚之下令开了城门。
一个小队跟着他下去，在树林里找到了那个男人的妻子。她躺在一棵樟树下，身下垫着一件破棉袄，羊水已经破了，疼得浑身发抖却咬着嘴唇不敢出声。旁边站着两个吓得不知所措的孩子，大的不过七八岁，小的才三四岁，手拉着手，眼睛瞪得溜圆。
军医提着药箱赶过来，蹲下去检查了一下，脸色变得很难看。“胎位不正，难产。得赶紧抬回城里。”
沈砚之让人卸下一块门板当担架，把产妇抬进了城。丈夫跟在担架后面，一瘸一拐地走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谢谢官爷谢谢官爷”。沈砚之问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他说他叫田大柱，是城外田家湾的农民。北洋军撤退的时候把村子烧了，他带着老婆孩子逃出来，想往南边跑，跑到半路上老婆要生了。
“官爷，”田大柱忽然抓住沈砚之的袖子，“你们是南军吗？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个……北伐军？”
“是。”
田大柱的眼睛忽然亮了。“那你们打完了，还走吗？还让北洋军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