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线被层层叠叠的楼房、烟囱、广告牌和人群切割成无数碎片。
“小姑娘，让一让！”一个扛着麻袋的苦力从她身边挤过去，麻袋擦过她的肩膀，差点把她带倒。她踉跄了一步，背包袱的手紧了一下，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养父给的那十二块银元还在不在。
她立刻把包袱抱到胸前，伸手摸了摸最底下的布袋子。硬的。还在。
阿贝深吸一口气，迈出了在沪上的第一步。
绣坊在法租界边上的一条小巷子里，招牌上写着“瑞祥绣庄”，门面不大，但橱窗里摆着的样品绣工精细。阿贝站在门口看了很久——苏绣的双面猫、湘绣的狮虎图、还有一幅粤绣的百鸟朝凤，针法各有所长，配色各具匠心。她低头看了看自己包袱里那幅没绣完的《水乡晨雾》，忽然觉得有点拿不出手。
但她还是推门进去了。
绣坊的掌柜姓董，四十来岁的妇人，穿着一件海棠红的旗袍，手指上戴着顶针，正在柜台后面验一批新到的绣片。她抬头看了阿贝一眼，目光从她脸上的碎发扫到脚上沾着泥的布鞋，眉头微皱。
“找工作？”
“是。”
“会绣什么？”
“苏绣、湘绣、粤绣都会一点。”阿贝把《水乡晨雾》从包袱里拿出来，在柜台上展开，“这是我自己绣的，还没绣完。”
董掌柜低下头，目光落在绣片上。第一眼是漫不经心的，第二眼就定住了。她拿起绣片凑到灯下，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又拿起柜台上的放大镜照了照针脚。
“这是你自己绣的？”
“是。”
“学了几年？”
“十四年。跟娘学的。”
董掌柜把绣片放下，重新打量阿贝——不是刚才那种打量乡下人的目光，而是一个行家看另一个行家的目光。
“针法里有几处不是苏绣的路子。水纹用的是湘绣的掺针，倒影用的是自己改的乱针——胆子不小，但改得对。”她用拇指摩挲着老樟树的树干纹路，“这棵树还没绣完，你准备用什么针法？”
“钉线绣。树皮要粗，用钉线才有肌理。”
“会钉线绣的年轻人不多。”董掌柜把绣片叠好，推回给她，“留下试试。学徒工包吃住，前三个月没工钱，三个月后看本事定价。”
“我能不能先预支半个月工钱？”
董掌柜挑了一下眉毛。
“不是给我自己。”阿贝说，“我爹治病欠了钱，我想尽快还。”
董掌柜沉默了片刻，拉开抽屉，拿出五块银元排在桌上。银元在柜台玻璃上发出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预支一个月，从你以后的工钱里扣。”
阿贝看着那五块银元，手在包袱带上攥了又攥，最后把手伸出去，一块一块地把银元收进布口袋里。收完她弯腰朝董掌柜鞠了一个躬，额头差点碰到柜台。
“谢谢掌柜。我会用针脚还的。”
阿贝在瑞祥绣坊的后院住下了。那是一间不到六平米的杂物间改的小屋，一张竹床、一张条桌、一盏煤油灯，窗户对着隔壁澡堂子的后墙，一天到晚见不到太阳，但便宜。她把养母的包袱皮铺在桌上当桌布，把那块糯米糕放在窗台上——虽然已经硬得能砸钉子，但那是养母做的最后一块糕。
她每天寅时起床，先给绣坊里里外外打扫一遍，然后坐在绣架前一直绣到天黑。董掌柜给她派的第一件活是绣一批出口南洋的桌布，花样是固定的——牡丹、蝴蝶、如意纹，俗气但好卖。阿贝一天能绣三块，针脚工整得能用尺子量，次品率是零。
但她心里一直记着养父的病和那半块玉。
来沪上的第三个月，她终于攒够了寄回家的钱。她把银元一张一张数好，用油纸包了五层，塞进信封里，在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了“爹娘亲启”四个字，拿到邮局寄了挂号。寄完钱她站在邮局门口，忽然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大事，像是完成了一个在心里放了很久很久的任务。
那晚她没有加班。她坐在竹床上，把半块玉佩从包袱里翻出来，对着煤油灯翻来覆去地看。灯芯噼啪跳了一下，橘黄色的光在玉佩的水线断面上闪了闪，像一滴眼泪。
这块玉的主人到底是谁？另半块在哪里？那个刻了一半的“莫”字，另一半是不是也在某个人手里？
她把玉佩攥在手心里，凉意透过掌心一直传到骨头里。那不是普通的凉，是一种带着吸力的凉，像是这块玉在透过她的皮肤吸吮什么东西——不是温度，是别的什么。她形容不出来。
同一轮月亮照着法租界另一头的一扇窗户。
莫晓莹莹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英文版的《傲慢与偏见》，但她一个字都没看进去。她的手指摩挲着脖子上挂着的半块玉佩，拇指反复划过那个刻了一半的“莫”字，划过断口处光滑的水线面。
书桌上的台灯罩着绿玻璃罩子，灯光落在她手边的一张请柬上——沪上江南绣艺博览会，特邀嘉宾：瑞祥绣庄·阿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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