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粉笔从她手里滑落，摔在地上碎成三瓣，没有人去捡。
笑笑没有哭。她的睫毛抖了一下，像被风吹过的银杏叶子，然后稳住了。
“为什么？”她问。
“因为他们觉得爸爸做错了事。”
“爸爸做错了吗？”
“没有。”
笑笑点了点头。这个点头不像是认同，更像是确认——确认自己听到的和自己相信的之间，隔了一道墙。而她选择站在墙的这边。
“那他们骂错人了。”她说。
然后她走到窗台前，把被喇叭声震歪的月季花枝扶正。那枝月季开得很盛，粉红色的花瓣上还挂着早上的露水，被她手指一碰，露珠滚下来掉在花坛的泥土里。
苏晚晴没有站起来。她蹲在原地，看着女儿把花枝扶正，从书包里翻出语文课本放在课桌上，翻开第一页。扉页上印着两个大字——“春天”。笑笑的铅笔盒是新买的，铁皮盒子，打开的时候合页会吱呀响一声，像小鸟叫。
窗外的喇叭还在喊。但笑笑已经开始读课文了，声音不大，却很清晰。
那天的开学典礼没有取消。
陈嘉禾站在操场上，身后是那棵银杏树，面前是全校一百二十个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她没有用话筒。她的声音不靠任何设备，从喉咙里直接递出去，穿过操场的风和远处的喇叭声，送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孩子们，今天是开学的日子。开学是什么意思？开学不是念课本。开学是打开另一扇窗户。窗户外面的声音也许好听，也许不好听。但窗户一定要打开。因为只有打开窗户，你才能知道外面在下雨还是出太阳。才能知道——那些声音里，哪些是雨声，哪些只是有人拿水管子往你家墙上滋水。”
“我们学校有六扇窗户，叫做三不原则：不比分数、不超纲、不补课。有人不喜欢这六扇窗户。他们觉得窗户太多，风太大，把学生吹感冒了。但我说——感冒可以吃药。关在屋里不通风，会得痨病。”
她停下来，转头看了一眼校门的方向。横幅的影子被九月的太阳投在地上，拉得很长，但声音已经被风吹散了。
“教育是种地，不是盖楼。种地的人不怕风，不怕雨，甚至不怕虫咬。种地的人只怕一件事——没人愿意下地了。今天，我看到你们站在这里，就知道地还在，人还在。”
她转过身，面对那棵银杏树。树干上系的红布条在风里飘了一下，又落回去。
“开学。”
没有典礼音乐，没有彩带，没有领导讲话。一百二十个孩子转身走进各自的教室。窗口的花坛里，月季开得正盛。
傍晚六点半，林凡从集团办公室回来。他把车停在后门，从后门走进操场。操场上空无一人，夕阳把银杏树的影子投在塑胶跑道上，那道影子比树本身长十倍，一头扎进沙坑里。沙坑里的沙子上有一串脚印，很小——是早上的孩子踩的，还没有被风吹平。
他在树下站了一会儿，然后往教学楼走。教室的灯已经关了，只有一楼最东头那间的窗户还亮着。昏黄的灯泡光从纱窗里渗出来，把窗台上的月季花枝映成半透明的粉红色。
林凡走近，透过窗户往里看。
笑笑一个人坐在课桌前，面前摊着一张画纸。左手边是铅笔盒，盒子打开着，里面整齐地摆着削好的铅笔——六支，从长到短排成一列，最长的那支是林凡替她削的，笔尖又尖又匀。右手边是一个调色盘，挤了五六种颜料，但只用了一小坨绿色和一小坨黄色，别的颜色没有碰。
她在画画。
画的是一棵树。树干用褐色铅笔勾线，树冠用绿色和黄色调成嫩绿填色。树冠画得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上半部分，每一片叶子都画得很仔细，连叶脉都用细笔描了。树下画了两棵树——不是，是两棵树：一棵大树，一棵小树。大树的树干很粗，树冠撑得很开，像一个撑开的伞盖，把半边天的光都遮住了。小树站在大树的荫凉下，树冠还没有大树的一半大，但小树的枝叶没有乖乖待在树荫里——最上面的一根枝条歪歪地斜出去，伸出了大树伞盖的边缘，迎着一片被涂成淡黄色的阳光。
她正在给那片阳光上色。一小笔一小笔地涂，涂得很慢。偶尔停下来把画笔放在水桶里涮一涮，水桶里的水已经变成了淡绿色的浑汤。
林凡推门进去。门轴发出吱呀一声，像老猫被踩了尾巴。
笑笑抬头，手里还捏着蘸了颜料的画笔。
“爸爸，你回来了。”
林凡走到她旁边蹲下，膝盖碰到课桌的横梁，发出闷闷的一声响。画纸上的颜料还没干，在灯光下泛着湿漉漉的光泽，靠近了能闻到水彩特有的那股利德粉混着桃胶的气味。
“在画什么？”
“画树。”笑笑把画笔放下，指着画纸上那棵大树，“这是你。”然后指着大树旁边那棵小树，“这是我。”
林凡低头看那棵小树——枝叶不算繁茂，树干也不够粗，但树根扎得很深，每一根根须都用铅笔仔细勾了线，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