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档案室的钥匙交给接替他的人，把自己的私人物品从办公室里清理出来。
走出陆军後勤部大楼的时候，有个年轻的文书追出来，抱着一叠旧档案，问他这些该放哪里。
奥尔多涅斯回头看了一眼楼房，对那个文书说：「放在左边第三排架子上，按年份排好。」
文书点了点头，转身进去了。
奥尔多涅斯沿着街道往回走，路过马约尔广场的时候看见有人在发传单，传单上印着一些他读不进去的口号。
他径直往城西走，走了很长一段路，绕到了他之前每天钓鱼的那片湖边。
水鸟还在，芦苇丛比上次来的时候更密了。
奥尔多涅斯没有带鱼竿，只是在湖边站了很久。
後来回到家的时候，妻子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
她把一张船票放在桌上，可奥尔多涅斯根本不接，而是把马车叫过来，一件一件把行李搬上去，把女儿放进车厢里，关上车门。
妻子站在车门前，擡头看着他。
奥尔多涅斯叹了口气，朝她点了点头。
妻子抿了抿嘴，最後钻进车厢，拉上了帘子。
马车启动，车轮碾过，从门口沿街一路往东。
他没有目送太久，转身回了屋里。
屋子空了好多。
但家具还在，书架上的训练手册还在，墙角那根他用旧的马鞭还在。
他把马鞭取下来，在手心里握了握，又挂了回去。
最後，奥尔多涅斯在书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纸。
他其实这些天已经写了好几稿。
第一稿措辞太委婉，第二稿又太尖锐，第三稿他划掉了大半页，最後他决定直接把所有东西写明。
……
三月十七日，《马德里新闻报》在头版刊发了奥尔多涅斯的署名声明。
《伊比利亚人，请听我说》
我曾在陆军服役多年，从少尉做到准将，打过殖民地清剿战，也打过南部山区的围困战。
几十年来，我指挥过几万人的部队，也写下过被马德里内阁斥为过於诚实的战报。
去年十二月，我被撤换了。
不是因为我战败，叛变，更不是因为我贪污军费。
被撤换的原因，是因为我如实报告了南部前线的真实情况，也就是圣临日前无法完成清剿。
撤换我的人是保守派推上来的。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一个能打赢仗的指挥官，只想看到在战报上写取重大进展的人，好让他们拿着那份战报去跟阿尔比恩讨价还价。
现在，那个被他们推上来的人，蒙特罗少将，已经停止了一切进攻。
他收缩了防线，撤走了外围哨站，骑兵不再深入山区。
他知道打不进去，只是不敢说出来。
为什麽不敢？
因为说出来就会被撤换。
我当然恨那些把我撤掉的人，恨他们在马德里的俱乐部里喝酒骂人而我的兵在前线挨冷枪。
但我也恨我自己的软弱，在湖边一蹲就是两个月，看着这个国家一天天烂下去却什麽都不做。
当我看到马德里的街头，各区自卫队在互相拦车，中央广场上的人连自己想骂什麽都不知道，南区保安队连巡逻都不敢出，地主和地方民团在互相开枪，我就明白了……
我们的问题早就不在於该恨谁。
这个国家的问题在於，人们不知道该指望谁。
我曾在湖边反覆思量，土斯曼当年乱成那样，凯末尔从前线回来，在伊斯坦堡稳住了局势。
而伊比利亚有这样的人吗？
我曾经认为没有，同时现在我仍然不认为这里有能像凯末尔那样独自支撑一个国家的人。
但我看到了另一件事。
在南部山区，有一群人，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军饷，吃过发霉的面包，挺过了一个冬天，他们还在扛着。
从去年秋天到现在，他们没向任何人投降，没被任何一轮攻势打散，也没有在蒙特罗收缩之後主动挑起更多无谓的冲突，只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空出来的地带填上，继续活下去。
可他们的组织方式不是我要的，也不是我所期望的。
我也不认为靠执委会和合作社种出来的麦子能让整个伊比利亚复兴。
我不认他们那一套，过去不认，现在也不认。
但局势已不容我再细选。
我不能再坐在这湖边，看着伊比利亚在我眼前被撕成碎片。
再这麽咬下去，所有人都在打自己人，地主打民团，民团打保安队，区自卫队互相拦车，保守派在会议室里互骂然後散会，到头来没有一个能站出来说一句跟着我走的人。
伊比利亚会因为内部无尽的消耗而彻底散架，每一块碎片都会被外部大国拣去当棋子。
到那时候，我们会变成阿尔比恩的港口看守、大罗斯的担保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