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想写一个中篇，想讲一讲农村子弟的故事，但写完总是感觉得不到要领，于是直接给撕了。听了你关于改革文学的提法，这阵子越想越清晰，感觉自己要抓住要领了。
我给你讲一讲大致的故事。”
陆遥讲的正是最后命名为《人生》的，改革文学的初步理论提法让他开始捋清自己的基本脉络。
觉得去年想的还是太过狭隘了，应该将主人公的人生放到更大的时代里进行对比，去经历时代的浮沉。
刘一民仔细地倾听，并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态度。他现在的想法跟《人生》原有的相比，差距很大。有种过于追求时代的宏大，而忽视了故事的细节。
“陆遥同志，宏大的故事有宏大的好处，小处落笔的故事笔墨更加集中，各有各的好处。但是如果既要宏大的故事，又要细节的话，你得想一想如何的兼顾，过于追求形式，就容易忽视了内容，最后成了四不像。”
陆遥点燃起香烟沉思，思考起自己该如何写作。
在刘一民看来，陆遥是自己的鸡汤中毒了，听从刘一民的号召，扛起时代赋予的作家责任来，想从大局来指点一下风云。
鲁迅文学奖颁奖仪式之后，“改革文学”的提法经由刘一民之口迅速在文坛刮了起来。各大报纸都开始刊登关于“改革文学”的评论，任何文学新思潮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口水战，“改革文学”也不例外。
有人在发表着对“改革文学”的见解，有人在攻击“改革文学”。文学界的偏佐派和惜春派对于“改革文学”的出现整体上都是乐见其成，毕竟算是中和了两派的意见。
文学界的报纸鼓吹的多，各地方的报纸批评的多。
“改革文学”是写现在的，就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各地的人和事儿。很容易引起当地的误会，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工作的批评。
要不然《津城日报》为什么要连着批评《乔厂长上任记》，谁让蒋子龙就是津城工厂的工人。
刘一民一下子接到了几十封约稿信，全都是想让他谈一谈对“改革文学”的见解，刘一民先提出，那肯定意见更重要。
此时刘一民就算是放个“改革文学”的屁，都能发表，这丝毫不夸张。
刘一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受到文坛如此喜爱。
几个燕京的文学团体邀请刘一民，都被他以学校课程繁忙给拒绝了，有这时间，还不如写几个字。
《人民文艺》内，张广年找到刘一民，希望他在《文艺报》《人民文艺》和其他的报纸上，大胆地发表对于改革文学的意见。
“一民，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尽管文学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是众多作品的出现后而整体表现出来的一种风格。例如伤痕文学、左翼文学等等。
但这些文学思潮的发展，也是需要理论化的。你既然提出来‘改革文学’这个概念，就要大胆地表达你自己的见解，为‘改革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和进行理论化尝试。现在你发表的评论，将会成为以后研究的资料。”
张广年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解释，刘一民听完后，抿了一口茶说道：“您是想让我扛起'改革文学'的大旗来？”
张广年用手指敲着桌子，笑着看向刘一民，没有说话，但意思就是那个意思。
过了一会儿张广年才说道：“这是文坛对你的期望，这也是我们对你的期望。”
张广年先是文坛，接下来是“我们”，这个“我们”可是有意思了，“我们”到底是谁？
刘一民没问，张广年自然也不会说，问明白了反而不好。
“说几句关起门来的话，你觉得伤痕文学已经没有未来了？”张广年思索片刻，又问出自己心底深处的问题。
他作为惜春派，伤痕文学的兴起与他密切相关，但跟刘一民交流，一直没有主动谈起过此类话题。当然，他知道，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对伤痕文学没什么好观感。
“我是这么认为的！”
“理由呢！”
“往日种种譬如往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算下来已经过去两三年了，跟十年比起来，已经过了三分之一，我们文坛总不能现在，将来一直批判这十年。
对于一些老同志和老张你来说，十年的经历对你来说刻骨铭心，但我们批判的目的是什么？是批判？还是前进？我觉得批判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一直批判下去，我们就一直没办法放下包袱。包袱已经批判没了，为了批判，就主动去找包袱批判，那符合事物发展的趋势吗？
以现在和将来的十年，批判上一个十年，又或者以二十年，批判上一个十年？改革是趋势，文学的发展，自然要跟着时代走。
新中国前，左翼文学大肆批判旧时代，到了建国后，开始进入十七年文学时期，讴歌新时代。我觉得，改革开放也是一个时间点，文坛要注意脚下，注意前方了。”
张广年仔细地听着刘一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