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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天竺的烽烟再烈，这场在莫卧儿帝国眼中足以撼动国本的战事，于如今的大明而言，也不过只是远征都督府在南洋以西的一隅开拓，只是大明远洋开拓计划中的一部分。
帝国的棋盘上，可远不止天竺一处落子。
同样远在重洋之外的殷洲都督府。
在得到城镇中心源源不断的物资与人员支援后，开拓速度更是如虎添翼。
在燧发枪与野战炮的连绵轰鸣中，一个个桀骜的殷人部落放下了世代相传的骨矛与石斧，低下了高昂的头颅。
那些曾经用弓箭和木棒对抗西班牙火绳枪的部落勇士们，在成建制的大明燧发火枪兵的排射面前，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
而殷洲宣慰司的官员心里也清楚，武力压服只是第一步，要让这片广袤土地长治久安，终究要靠收服人心。
他们发现，这些殷人部族信奉万物有灵，崇拜各种神秘的自然神祇，而要收其心，必先顺其俗。
既然他们需要神明，那就给他们一个更强大的神灵！
于是，他们祭出了那套“殷商遗民”的理论，宣慰司的修史官遍访部落、整理传说，结合古籍中“殷末伐夷、军民漂海”的记载，编史修志、考据器物，将殷洲土著与中原殷商血脉相勾连。
再配上共同的肤色、相似的面貌、以及各部族中“祖先自西方渡海而来”的古老传说，这套说辞竟让不少部落首领深信不疑。
既然血脉同源，如今便是认祖归宗！
而论起祭祀的庄严、礼制的厚重，普天之下所有国度加起来，也未必及得上传承数千年的中华礼乐。
宣慰司择了黄道吉日，在明殷城举办认祖大典：
筑祭坛、陈太牢、奏雅乐，以祭祀华夏先祖的规制，将大明皇帝奉为天下共主，悄然取代了他们原本的自然神祇，将信仰与人心一并收拢。
大典当日，数十个部落的首领身着大明赐予的玄端礼服，在编钟与玉磬的雅乐声中，一步一步走上祭坛，三跪九叩，上香献酒。
司仪官用洪亮的声音宣读祭文，将他们的部落名称一一录入新修的《殷洲氏族志》，与中原古姓一一对应，从法理上确定了殷洲乃是大明不可分割的领土。
大典之后，无数殷人换下兽皮麻衣，穿上大明发放的衣冠，将寨中的图腾柱换下，树起大明日月龙旗。
青壮编入卫所，按大明军律整训，老人孩子入学堂，识汉字、说汉话、学农桑。
这种来自文明的降维打击，加上血脉同源的叙事、“将同胞从茹毛饮血中拯救出来”的使命感，如同星火燎原，从东岸沿海一路向内陆蔓延。
这是西夷殖民者靠屠戮、奴役与天花永远换不来的认同。
大明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整片殷洲大陆上蔓延。
而在大明本土，京城，
天启六年的腊月，京城已是年关将近的热闹光景。
这座首都的繁华，早已超越了史书中任何一个盛世——开元的长安、宣和的汴京，加起来也未必及得上如今京城的半数气象。
从东亚藩国、西域诸部、漠北草原乃至远隔重洋的欧罗巴赶来的商队络绎不绝，满载着香料、宝石、毛皮、硬木与各色奇珍。
他们在天津海关、税关处办完手续，便被引导至各自的市场和货栈。
城内，四车道的宽阔道路上，铺着平整的水泥石砖，两侧排水沟渠一应俱全，冬日里也不见积雪泥泞。
路面上，来来往往的公共马车沿着固定的铁轨路线行驶，车身刷着统一的朱红漆，车厢侧面写着起点、终点和票价：
- 朝阳门至阜成门，穿城十里，三十文
- 前门至天桥，五里，十五文钱
- 正阳门至崇文门，八里，二十五文
- 西四牌楼至东四牌楼，十里，三十文
- 永定门至德胜门，南北穿城十五里，四十文
站点名称既有“东四牌楼”、“菜市口”、“琉璃厂”这类老地名，也有“京城东城小学”、“工商学堂”等新地标。
每车配两匹健马，能载十五余人，按站停靠，准点发车，风雨无阻。
寻常百姓出门走亲访友、采买年货，都愿意花上几文钱坐车，比步行省了大半力气。
繁忙路口处，戴红袖标的巡检司兵丁手持红绿两面小旗指挥交通，绿旗行、红旗停，纵然车水马龙、人潮如织，也秩序井然，少见拥堵。
偶有初来京城的外地商客站在路边看呆了，身后立刻有人笑着催促：“愣着干啥？绿旗了，快走快走！这大冷天的，别堵路！”
街边店铺鳞次栉比，招牌幌子迎风招展。
冬日里最惹眼的，莫过于遍布各坊的“惠民热水坊”。
铺子门口支着几口巨大的铜炉，炉里沸水不绝，白汽蒸腾，几个伙计正用拧开阀门给顾客带来的暖壶里灌开水。
旁边木牌上写得明白：“开水一文一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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