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们所知道的最善良、最睿智的人。】
排在最前面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见门开了，连忙摘下帽子，低声说：「打扰了，太太。我们就放一束花，马上就走。」
哈德森太太张了张嘴，最後只是点点头、侧过身：「福尔摩斯先生会知道的。」
老人把花放下，退下台阶；後面的人一个接一个走上来。
一个穿工装的男人放下一小把冬青；一位衣着体面的中年女士留下了一枝玫瑰……
佩蒂还看到一个瘦小的报童把一朵皱巴巴的花摆在台阶边上，摆完了，还伸手认真地把它扶正。
佩蒂认出街对面站着一排从东区来的男孩子，一共七八个，虽然衣服上都打着补丁，但一个个把脸洗得乾乾净净。
他们没有捧花，也没有随着人流靠近21b，而是就那麽整整齐齐地站着，像一排小小的哨兵。
为首的那个看见佩蒂，咧嘴笑了一下，马上又绷起脸，把帽子摘下来抱在胸前。
街尾来了两名警察，附近警署天一亮就得了消息，派人来维持秩序，怕人群堵了马路。
可他们到了才发现，没有什麽秩序需要维持，队伍安静、缓慢、井然有序，他们唯一要做的，只是站到一旁去。
那个年长些的警察站定以後，也把头盔摘了下来，夹在腋下。
一辆出租马车在街口放慢了速度，车夫朝队伍望了一眼，抬手把帽子摘了，就那样光着脑袋，赶着车慢慢走了过去。
佩蒂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什麽东西要涌出来了。
她对莱昂纳尔的了解比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多，也知道那个侦探只是少爷笔下的众多人物之一。
可是此刻，看着这些陌生人冒着十二月的寒气，为一个里虚构的角色，认认真真地排队、献花，甚至戴着黑纱——
她忽然觉得，「夏洛克·福尔摩斯」也许真的存在，而且就在这些人的心里！
既然伦敦人的心里有他，那他死了，就该有一场体面的葬礼，就像现在这样。
「佩蒂小姐，你不是说自己是『福尔摩斯小姐』吗？」哈德森太太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递过来一条黑丝带，「你也系上吧。」
佩蒂把丝带系在胳膊上，和哈德森太太一起，神情严肃地站到了门的两侧。
後来的人见她们这样站着，便朝她们微微点头致意，像慰问真正的死者家属。
一位老妇人放下花，握住哈德森太太的手，絮絮叨叨说了好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走了。
还有人不时抬头看向二楼那两扇紧闭的窗户，佩蒂知道他们可能就是曾守在街对面的那些好奇的窥探者。
只是今天，那些人的眼神里，再也没有好奇了。
上午十点多，一个卖报的孩子从史密斯菲尔德方向跑来，小声跟队伍里的人说着什麽。
消息顺着队伍传过来：圣巴塞洛缪医院门前的广场上，也有人放了花，长长的堆了一排，全朝着大楼的屋顶。
还有人去了海格特公墓，在门口站了半天，最後还是被管理员客客气气地劝走了——毕竟公墓里并没有真的埋葬着侦探。
人流一直持续到午後才渐渐稀疏，门阶上的花堆得像花坛，黑纱的卡片夹在花枝间，风一吹，露出只言片语：
谢谢您；再见；好好休息……
佩蒂坐回书桌前，铺开信纸，开始给少爷写信——这间屋子、这些花、那些东区来的男孩子、那个摘帽子的车夫……
【少爷，您知道吗？今天伦敦真的给福尔摩斯先生办了葬礼，没人组织，没人号召，可来得比国葬还要整齐、肃穆……】
信的最後，她写道：
【哈德森太太说，她打算把门口的花都做成乾花，夹在最後这期报纸里；这样，福尔摩斯先生就永远能闻见香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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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蒂的信寄到维尔讷夫的时候，山麓别墅的书房已经快被信淹没了。
《伦敦新闻画报》编辑部把寄到伦敦的读者来信进行挑选後，成箱地转寄过来；《现代生活》那边的还没算。
玛丽把信件分成三类：吊唁福尔摩斯的，质问作者的，以及苦苦哀求「让他活过来」的——其中，第三类最厚！
「先生，」她把今天的又一袋信倒在长桌上，「这一批里没有出现死亡威胁或者夹着刀片，但有不少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莱昂纳尔坐在壁炉边，看着那座信堆成的小山，头疼不已。
他一直知道《最後一案》登出後的「盛况」：成千上万的抗议信，戴着黑纱上班的读者，女王质问侦探何时归来的传闻……
可他没想到，他换了一个写法、换了一个地点，这一切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成为一场真正的、席卷半个伦敦的哀悼仪式。
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虚构人物，得到过这样盛大的葬礼。
柯南·道尔坐在他对面，心情复杂得连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