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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沦陷后，山井联手三菱，垄断整个华北的粮食与纺织产业。
1939年，日伪成立华北小麦协会，推行粮食全面统制政策。
全华北的小麦收购、调配、经营权，完全归属山井、三菱两大财阀。
山井在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各大产粮区，设立数百个收购站。
强制低价征购民间小麦，严控面粉生产，优先供应日军军需。
仅1939至1943年四年，山井在华北掠夺小麦960万吨、棉花210万吨。
华北本土面粉厂全部被其管控，原料统一分配、产品全部军需。
民间百姓严禁私自买卖粮食，动辄以“通敌”罪名抓捕严惩。
华东、华南区域，山井重点掠夺蚕丝、茶叶、工矿、港口资源。
垄断江浙蚕丝产业，四年间掠夺优质蚕丝480万担，全部外销创收。
掌控沪市、广州、汉口三大港口的进出口贸易，垄断所有物资运输。
沦陷区所有民间商贸、工业生产，全部被山井管控、剥削、压榨。
除了公开的资源掠夺，山井还涉足黑暗的非法掠夺产业。
1939年，在日本外务省的协调下，山井物产与三菱商事签订了严密的利益瓜分协议。
协议规定，两家公司将鸦片进口视为一个整体，其中山井物产主要负责中国中部及南部地区的鸦片分配，三菱负责日本本土及“满洲国”，华国北部地区则由两家均摊。
山井物产从伊朗大量进口波斯鸦片，运至沪市后，交由日军指定的傀儡机构“宏济善堂”进行代理销售。
宏济善堂名义上是“戒烟机构”，实则是日军的毒品分销中心。
山井将鸦片卖给伪南京政府的戒烟总局，从中每箱牟取5000至6000美元的暴利。
据东京审判的史料记载，从1939年6月至1944年4月，日本利用这一渠道在华中地区倾销鸦片。
不到5年时间，宏济善堂便牟利高达10亿日元之巨。
这笔沾满华国人鲜血的巨款，相当于当时12艘航空母舰的造价，被直接用于供养日军伤员及特务机关的开销。
此外，山井还利用其烟草公司在中国大肆销售特供的“金蝙蝠牌”香烟，这种香烟的过滤嘴中暗藏少量鸦片和海洛因。
仅1937年至1940年间，山井物产从波斯进口的鸦片就达4150箱（每箱72公斤），价值约3亿美元。
战时，山井依托遍布华国的分支网络，开展大规模物资走私。
向沦陷区倾销日伪劣质商品，高价售卖军需物资，牟取暴利。
在劳工压榨方面，山井旗下矿山、工厂、基建工地。
强行抓捕、征召数十万华国平民、战俘充当无偿苦力。
东北矿山、华北工厂、华东港口，处处都是山井的劳工炼狱。
劳工每日劳作16小时以上，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毫无保障。
殴打、虐待、过劳致死、矿难身亡成为常态，死亡率超30%。
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十四年侵华战争期间。
直接死于山井工矿、基建掠夺工程的华国劳工，超28万人。
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亡魂埋骨荒山矿坑，无人知晓。
金融层面，山井银行成为日军侵华的核心资金输血管。
为日本军部提供巨额军费融资、战时资金结算、海外资金调度。
十四年抗战，山井银行累计为日本侵华战争提供军费超86亿日元。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是一笔足以支撑整场战争的天文数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山井的资本支撑，就没有日本全面侵华的持久战力。
日军的每一颗子弹、每一枚炮弹、每一次军事行动。
都流淌着山井掠夺的华国资源，都沾染着华国百姓的血泪。
山井早已不是战争的旁观者、参与者，而是核心推动者与受益者。
整场侵华战争，对日本军部是领土扩张的侵略之战。
对山井集团，却是一场零成本、高回报、无底线的财富狂欢。
随着侵华战争陷入拉锯，日本本土资源、物资消耗日趋枯竭。
为维持战争机器运转，日本制定“南下战略”，进军东南亚。
掠夺南洋丰富的橡胶、石油、锡矿、粮食等稀缺战略资源。
而这一场跨区域的大规模资源掠夺，全权交由山井集团主导执行。
二战前夕，东南亚是全球战略资源最富集的核心产区。
马来亚、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泰国，掌控全球九成橡胶产能。
其中马来亚占全球橡胶产量40%，荷属东印度占30%，印支与泰国各占5%。
四大区域合计，垄断全球90%以上的天然橡胶产能。
同时坐拥全球顶级的锡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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