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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从进查阅了太子监国的主要大事后，便接过了权柄，重新开始亲征。
其实也没什么大动作，天下太平无事，一切按部就班即可。
从中原混战结束后，梁朝一下子就从战争的巨大消耗中，解脱出来，国家仓储丰裕，百姓的家里，也开始有了盈余。
陈从进虽然对梁朝官员的经济知识感到担忧，但就以当下的情形来看，似乎是有些杞人忧天，经济肯定会出问题，只是说，在三代之内，并不会显现出来。
朝廷当下最重要的事务，还是在移民，以及营造，水利上面，虽说还是会征发徭役，但至少民夫不会动不动就被逼着上战场。
承德九年如期而至，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天下皆无大事。
只是到了六月下旬时，不知为何，烦心事就变多了。
第一件事，泰安公主，也就是陈从进的第六个女儿，跟驸马陶支安闹了别扭。
说闹别扭已经是照顾圣人的面子了，实际的情况下，陶支安在外偷养外室，被泰安公主给抓出来了，现在闹着要和离，奏报都送到了陈从进的案头。
对于女儿们，陈从进说完全不关心，那肯定是假的，但要说有多么多么的上心，那也不是事实。
寻常人家尚且事务繁多，更遑论天家了，更不用说，政务繁杂之外，皇帝子嗣繁多，也确实没法面面俱到。
陈从进看完密奏后，脸都黑了，这个陶支安，真是不堪大用，他看在其父陶师琯的份上，结成了这门亲事。
这厮居然还偷养外室，从罪名上来讲，公主是帝女，这件事就不只是普通奸罪，甚至能上升到轻慢天家，属于礼制重罪。
可要说量刑，这玩意弹性还贼大，属于是重判能砍头，轻判能和稀泥的那种。
陈从进把泰安公主叫回来，询问女儿，她想怎么办。
这女儿就知道哭哭啼啼的，把陈从进惹火了，直接说，要不把驸马赐死，再挑个驸马。
结果公主还不同意，因为已经诞下了一子一女，这把孩子爹杀了，这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古话说的好，清官难断家务事，连皇帝摊上了家事，那都是头疼的很。
可要和离，陈从进也不是不行，但女儿隔了两天又变卦了，说陶支安已经变了，变好了，说不会再蓄养外室了。
陈从进会信这个？那还不如信狗不再吃屎了，既然陶支安不争气，皇帝要他争气，不争气也得争气的那种。
随后，陈从进一旨诏书，把陶支安发配至沙州，充任戍卒，三年方能归。
同时，还特意派人告诉郭崇景，陶支安去了沙州，那就得充任寻常戍卒，练，成天的练，哪里苦就往哪里去，哪里累，就往哪里填。
这么干，公主还不高兴了，又求着皇帝，说就这么算了，陈从进岂能算了，压根就不理，直接让刑部的人，把陶支安带走。
女儿长了个恋爱脑，也确实是件烦人的事。
而公主这边的事才刚刚解决呢，缉事都又密奏上报，言易州刺史赵东源，酒醉之后，谤君。
赵东源喝多了后，那是全无顾忌，当众放言，说朝廷耗费人力物力，在北疆草原修筑军城，纯属虚耗国力，是无用之功。
又论开拓西域一事，称昔日盛唐设安西四镇，何等声势恢宏，到头来依旧得而复失，戍守之兵疲于奔命，耗费国库无数。
如今大梁又重走旧路，兴兵经略西域，纵然一时能够收其地，日后迟早还是守不住，白白耗损天下钱粮。
依他之见，西域本就是荒蛮绝域，不如干脆舍弃这片不毛之地，省下粮草绢帛，安心在内地安抚百姓、休养生息，方为治国正道。
喝醉后，一般不会说胡言，只会把藏在心里上，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借着酒劲说出来。
陈从进正在气头上，碰到这厮说这种屁话，那又岂能容忍，当即下诏，以谤君之罪，举族流放西州。
他不是说西域是荒莽绝地吗，那就让他去建设西域吧。
只是此事一发生后，朝堂中多有私议，当然，群臣不是说下罪赵东源有什么问题，而是认为程序不对。
赵东源有罪，当交由刑部，大理寺问罪，再不济也得是御史弹劾，而不是缉事都密奏，天子直接下诏定罪。
如此一来，岂不是视刑部，大理寺为无用空壳之部。
但问题就在于，陈从进威望太大，并且已经直接下了诏书，一切都已成定局。
此事虽已过去，但风波仍在酝酿中，至七月初一，从六品的侍御史温崇简，在朝会上，公然劝诫陈从进。
声言前番处置赵东源，于国朝之制，大有不合之处。
反正就是提及，缉事都密奏天子之权过大，然后就是说缉事都是出于战事需求，才设立的。
现在天下太平了，缉事都已经没什么用了，可以撤销了，还说监察百官，容易会让君臣离心之类的话。
总而言之，还是老调重弹，说这些陈从进不想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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