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成说：”白副市长的外甥是个高中毕业生，我的亲戚是个中专生。真实的文凭倒不怎么高，但这两个丫头倒是蛮机灵的，人也长得俊气，估计锻炼锻炼当个记者编辑什么的还是不错的。或者说，干脆让她们搞广告去，事在人为嘛。“
田振军说：”这些都好说，只要人进来了，我自会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让她们干。不过，为了掩人耳目，还得让她们有个说得过去的文凭，最好是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
王金成说：”好说好说，这些都不存在问题。“
送走王金成，田振军的心里一阵阵失落。他原打算要在这二十五名聘用工中先择优录用一批，然后再适当的招一些聘用工，试用一个阶段后，再优胜劣汰，这样就会使那些真正有才干而人品好的人走上记者岗位。然而，还没等他的这种愿望形成决议，就被他的老战友轻而易举的击垮了。他不由得对他的理想的坍塌而伤痛，也为理想的脆弱而惋惜。是的，他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个人的理想，个人的坚守，在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的冲击之下，不得不节节退让，否则，你就无法同社会融为一体，你就无法坚守住你的岗位。有时，岗位与信念是极其矛盾的，你守住了信念，也许就永远的带着你的信念离开了岗位，你要守住岗位，也许就得放弃你的信念。
在这两者的选择中，他几乎不假思索的就选择了后者。他无法拒绝王金成，也无法拒绝白副市长。他十分清楚，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他坐到了电台一把手的位置上，倘若你要同他们讲什么党性，讲什么原则，除非你放弃了他们曾经给于你的，否则，你就没有资格。
现在，他终于妥胁了，他把他本该排斥的东西痛快的答应了，痛快的接受了之后，他才觉得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操作，是瞒着电台的其他领导，由他一个人来敲定这二十五个人选？还是把权力下放到方笑伟的手中，让他按着他的意图去操办？显然，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取。前者，有可能要冒风险，搞不好就会后院起火，自己把自己搭进去；后者，有可能会受柄于人，永远被对方抓住了你的短处。
他很想探一探方笑伟的态度，看他在这件事上是怎么想的。这样想着的时候，就由不得拨通了方笑伟的电话，让他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