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告是他们的职责，因而他们这样做了；作出决定是总统的职责，因此总统定下了决心。
政府的决定以及作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联合国军司令作了传达。此外，为使重点突出，含意明确，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亲自致函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决定做了说明，所有这些争论最终发展成为观点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麦克阿瑟的洞察力多么敏锐，他的信念却是一部分建立在对于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的基础上(无疑，对于完全在他视野之外的国内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这个战区司令本人对情报显然作出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就麦克阿瑟的整个方案进行辩论时，参议员林顿·约翰逊向麦克阿瑟将军问道：“……设想我们采纳了你的方案，中国人被赶回到鸭绿江对岸，但他们仍然拒绝签订一项条约和达成一项有关他们未来命运的协议，那么，届时你将采取何种对策？”
麦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说，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假设。
“他们退了回去，”约翰逊参议员追问道，“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继续处于交战状态”，麦克阿瑟答道。
麦克阿瑟对于事物的判断有时不仅仅凭主观的想象，他还以对情报的错误分析为依据。我认为，一九五０年十月初，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杜鲁门总统接见了他，同他私下讨论了朝鲜的形势问题。从那次会见的谈话记录来看，麦克阿瑟估计，即使中国人真的参战，他们可望在朝鲜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过五、六万人。这意昧着联合国军可以享有二比一的优势。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在十一月底发动攻势时，估计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人。麦克阿瑟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导致他发动“圣诞节回国”攻势的一个原因，这次攻势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
麦克阿瑟并不总是坚信我们能够把中国人赶出朝鲜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敌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大规模进攻已结束很久，我部队还在医治中国人新中攻势所造成的刨伤，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美国的决心中变(即：不派增援部队，不对红色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不许轰炸满洲，以及不利用蒋军反攻大陆)，那么，按照他的意见，“如无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则我军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半岛。”只是在联合国军恢复了元气、信心和斗志并再次接近三八线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间粉碎了中国人第五次钳形攻势之后，人们才重又听到了要求取得彻底的决定性胜利的呼声。
至于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派兵介入战争中国人能够把我们赶出朝鲜。而且，我和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一样都深信，如果我们得到命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然而，发动这样一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
我们可能要遭受惨重的伤亡(我当时估计，伤亡人数可能会达到十万之多)，因为我们要在朝鲜北部的所有崎岖地形上与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在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区，今后若干年内还会有大量游击队活动。随着我们自己的补给线拉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缩短。
他们最终就会以巨大的兵力，凭借宽阔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与我们相抗衡。我认为，只是把敌人压回去而不能歼灭其相当的兵力，实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战役结束时，我们的战线就会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长到四百二十英里，控制这条战线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我们头上，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南朝鲜军队的能力。接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民会赞成保持一支扼守这条战线所必需的庞大军队吗？他们能同意为进行满洲之战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亚洲大陆这个无底深渊所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吗？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不”宇。
将军与总统之间争执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打全面战争还是打有限战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不过是把“胜利还是相持”的问题用更为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也就是我们是应该全力以赴、一劳永逸地击退“红色浪潮”呢，还是尽量适当克制我们的行动，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不过应当指出，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派性攻击的人，特别是以已故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首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并不赞同在亚洲或者欧洲进行一场全面的地面战争。
相反，他们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美洲堡垒”理论的最新翻版：不要增加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停止进一步向欧洲提供援助；重新制定一项建立在退出欧亚大陆基础之上的全球政策(这是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建议)；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国的利益(在麦克阿瑟的方案中，甚至将这一战略运用到了远东地区)。总之，应该建立一种美国强制下的和平，以便在海、空力量的庇护下使西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