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飞快地找出一个理由：“一般来说，我们八路军是不这样称呼的。”
这小鬼还真有点儿“外交头脑”。美国人顿开茅塞，纷纷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同志？”
“首长？”
“先生？”
胡大方笑起来，对他们说：“你们叫他‘领导’好了。”
美国人大惑不解。翻译告诉他们：这个词的意思是：带领、引导。这倒很适合耿飚对他们的责任。
当晚在黄河边宿营，军区发来电报告诉耿飚：陈正湘、曾美同志已经带个营来接应你们了。由于马上要进入敌占区，耿飚便把美军观察组集中起来，给他们讲讲注意事项。耿飚的讲话常常被他们的问题打断。他们共同担心的问题是：“能不能安全通过敌占区？”“万一和敌人遭遇了怎么办？”“你们只有1个排，有能力掩护我们吗？”
耿飚一一解除了他们的顾虑。最后让他们换上便衣。谁知这一下乱套了，他们穿上陕北老乡的服装，你看我，我看你，突然笑得前仰后合，又打滚又蹦跳，直喊上帝。
过了黄河，队伍便开始夜行晓宿。敌占区的各级游击队和抗日政权早已接到通知，千方百计地安排好食宿条件，在日寇岗楼林立、路沟纵横的封锁线上，开辟出一条条安全“走廊”。每当队伍潜伏在出发线上等待游击队通知的时刻，在夜色里不时传来埋伏在敌伪内部的“关系”用暗语报告“平安无事”的时候，或者在日寇装甲巡逻车探照灯的“盲区”里闪电式地跃过铁路的时候，这些美国人总是又担心又激动，在他们的脸上、眼中和动作中充满了冒险的神情。
德穆克问耿飚：“领导，耿。我们该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
耿飚想起在延安学习时常用的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便对他说：“无所畏惧。”
德穆克向他的同志转达了这个词，引起一阵低低的“噢！”“OK！”
从此，他们便把这次行军称做“无所畏惧的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