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显然是从卡斯特罗暴政下叛逃出来的。”他又说：“没有美国的人员参加，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美国飞机参加。这两架飞机，就我们所知，都是卡斯特罗空军的飞机，据驾驶员说是从卡斯特罗的机场起飞的。”
他高举一张B-26式飞机的照片说：“机尾上有卡斯特罗空军的标记，谁都可以认出来。古巴的红星和F·A·R(革命空军)这几个字，很清楚嘛。”罗亚回答说，谁都能够自己涂上这种标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这位美国大使还向他保证：“已经采取步骤要拘留这几架古巴飞机，不准许它们飞往古巴。”
当然不会采取这样的步骤。中央情报局的饰词越来越漏洞百出了。感到丢脸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办法为撒下的谎进行开脱。正像罗伯特·肯尼迪后来说的，“事情已经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况已为大家所了解。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失败了。”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的外交家还记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谴责过中立主义如何不道德，现在不禁感到分外高兴，大为活跃。史蒂文森尴尬地说，他不能肯定谁在攻击古巴，但他却知道谁在攻击美国。
《迈阿密新闻》星期一下午6点钟版的大字标题是：古巴海军起义，入侵部队在前进中。消息透露，这次海军叛变采用了一个颇富想像力的代号：“奖金”。又说，叛军正以巨大的钳形攻势分割卡斯特罗的土崩瓦解的军队。该报还引证了“各种报道”，从而断言，入侵者已经“在古巴六个省中四个省的海滩登陆，现在尚未遭到攻击的只有哈瓦那省和东部的卡马圭省”。这些报道都是毫无根据的。根本没有什么“奖金”行动，古巴的海军仍继续忠于一人，全部行动仅限于猪湾海岸一处，实际情况是，2万名卡斯特罗政权的保卫者使叛军陷入了背水的绝境。
船只逃跑后，入侵者陷入无望的境地。但是，他们打得很出色。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打退了民兵的进攻。在数量上处于1∶13或更悬殊的劣势，又面对着敌人重炮和空军的战术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在头一天损失了不到100人。奥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却打退了2100名卡斯特罗士兵和20辆坦克的进攻，自己伤亡在百人以下，却打死政府军500人和打伤1000多人。这些是卡斯特罗的一名医生透露的。
入侵者的情绪很高。他们的总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人才知道，而这些领导人所以还抱着希望，是因为受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逃散的船上发来的无线电讯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进去把你们撤出来的。”)后来，对于当时交谈的内容到底如何，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给海滩上的叛军打气的确延长了他们抵抗的时间，自然也增大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般认为，该局的战略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场如何，他决不能让这次入侵失败——他一旦发现美国的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他就会使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这里，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讲话是说了算数的。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道：“什么是威望·它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以真实的力量为依据。毫无疑问，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有人会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的，但这无关大局。”
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同情。60年代后期他们之间形成分裂的那种怨恨情绪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还没有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阵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十三天》中所说，“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当〔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82%的美国人对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肯尼迪阴郁地说：“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诚然，舆论并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强硬路线派。他后来在1964年11月份的《读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然后……直接开进去”。这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人意料的却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忽然出现了一帮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莱辛格写道：“左派当中，出人意外，许多人现在感到在选举前他们对肯尼迪表示怀疑是完全有理的。”他们的标语牌要求“公平对待古巴”。他们同示威者一起挤满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Jacqueline，vousavezperduvos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