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达75万，他向伊朗议会两院联席会上发表了演说；当他对希腊国民议会致词时，50万热情的雅典人聚集在议会厅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元帅在马德里欢迎他时，参加欢迎的西班牙人也有50万；在卡萨布兰卡也有50万人欢迎他。
此情此景使人目瞪口呆却也使人难以理解。在西欧受到的欢呼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但是在他此行访问的国家中，惟一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是意大利，而当时意大利人是站在另一方面的。为什么印度的贱民愿意步行40英里来看看美国总统·为什么阿富汗的部族人不惜花费很多天时间编扎花环放在总统座车的轮前·部分原因似乎在于众口一词赞颂的“和平，和平”。战争到处都被认为是人类最大的灾难，即使从未听到过枪声的人民也有同感。但是这并不是这些令人望之生畏的群众场面背后的全部原因。显然美国远比美国人自己所料想的更受爱戴。反美分子吵嚷得厉害一些，但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看来是赞许和信任美国的。
艾森豪威尔于12月22日返国。这一年的圣诞节是他的总统任期和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顶峰。在一年一度向全国发表的圣诞节贺辞中(这次以28种语言向国外同时播送)，他谈到这次旅行：“我的目的是要改善气氛，使外交进行得更加成功；这种外交旨在为所有的人寻求……正义的和平。”他的任务完成得如何，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见分晓。届时，他将和西欧的三位领导人一起在最高级的首脑会议上同赫鲁晓夫当面打交道。此次会议预定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举行。
在50年代末期，《纽约时报》的读者们不时地读到赫伯特·马修斯写的引人入胜的署名报道：一群大胡子的年轻古巴革命者，已在古巴的马埃斯特腊山区莽莽丛林中落脚藏身。他们的领袖是一位身躯魁伟、说话噜苏、三十岁刚出头的律师，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卡斯特罗在1956年圣诞节带着仅仅12个人在古巴登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军队没来得及抓住他们，他们就进了山区，打出了7月26日运动的红黑两色旗。号召古巴热爱自由的人们参加的运动的名称，来自1953年7月26日由卡斯特罗领导对圣地亚哥巴蒂斯塔分子发动的一次冒死攻击。
在开头几年，卡斯特罗的运动在美国是颇得人心的。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是由恐怖分子和腐败官僚操纵的警察国家，这些人靠卖淫业、赌场和侵吞公款大发横财。为了镇压造反的大学生，哈瓦那大学被关闭；持不同政见的人被暗杀；尸体被肢解后送还给父母，或者像垃圾一样扔进沟渠。华盛顿对出现真正民主古巴的前景感到欢欣。早在1958年3月，一切向巴蒂斯塔提供美国武器的活动便已停止。马修斯等美国新闻记者写的都是同情的报道，把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造反者，描绘成要为同胞争取自由和正义，毫无私心，罗宾汉式的人物。记者们错了，但是这种错误在当时是常见的，大部分古巴中产阶级和许许多多对巴蒂斯塔早已憎厌的有影响的古巴军官也犯了同样错误。这就是巴蒂斯塔毁灭的原因。卡斯特罗只有不到两千的大胡子兵来对付4万名装备精良的巴蒂斯塔分子，但是商人和土地所有者资助他，中产阶级也为造反者欢呼，因为造反者大部分也都出身中产阶级——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如菲德尔、他的弟弟劳尔，以及后来成为卡斯特罗的托洛茨基的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
1958年最后的几周内，在距首都150英里的拉斯维利亚斯省，格瓦拉打垮了3000政府军，攻占了省会圣克拉拉。巴蒂斯塔派遣去的一列车军队，甚至拒绝下车。旧政权末日已到，巴蒂斯塔也明白这一点。他在元旦那天乘飞机出亡。于是卡斯特罗沿着古巴中央公路长驱直下，进行了为时七天行程600英里的胜利进军。菲德尔的官兵举着手枪和冲锋枪朝天鸣放。他们亲切地把领袖称为“ElCaballo”(老马)。他是“卡冈都亚”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在1552年出版的政治讽刺小说的主角，此人食欲惊人，身躯硕大，武功卓绝。——译者式的人物，在出名之前，就是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他私生活刻苦，不近女色。除了价值50美分的基督山牌雪茄以外，他没有其他个人享受。谁也难让他换掉那一身肮脏的绿军装。
“我对权力不感兴趣，我也不想要权。”卡斯特罗说，“从现在起，人民完全自由了。”他恢复了古巴失去的尊严，使之具有民族特征，铲除了腐败现象，推行了教育古巴儿童和激励他们的父母的庞大计划。有人暗中传播说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的一般反应是嗤之以鼻。反动派总是把改革者叫做赤色分子。《纽约时报》的马修斯一类的人对20年前反动派在西班牙的做法记忆犹新，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为了表明自己是美国的友邻，菲德尔带着100箱表示友好的兰姆酒飞到华盛顿。他同代理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同吃牛排，共饮香槟——即使在这种场合，他仍穿着那身军装——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同18位国会议员谈过话。他对他们说：“7月26日运动不是共产党的运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