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欣然回答着：
“这件事我们马上就办，将军同志！”
他给什么人打了个电话，没过十分钟，就满足了我的一切请求。
当天夜间，我们坐上了行驶于沃罗涅日和卡斯托尔诺耶间的工程列车。拂晓便到了目的地。我们找到了科斯坚科将军。他的快速集群指挥所开设在卡斯托尔诺耶。目前这一指挥所只有科斯坚科和陪同他的两名军官。不难猜到司令员是多么迫不及待地等着自己的司令部到来：进攻可是明天早上就开始呀。将军一个劲地责备我们迟到。不过我已知道，科斯坚科尽管外表严厉，说话有些尖刻，却是一个最善良的人，和他一起工作是轻松的。我们从战争的头几天起就互相抱有真挚的好感。这次科斯坚科也很快就走了。
受博金委托拟制战役计划的第13集团军参谋长佩特鲁舍夫斯基上校来了。他详细向我介绍了进攻准备过程。
“怎么会这样？”我诧异了。“你们集团军可是明天就要出发了。”
“是的，看来同时突击是搞不成了。”
我很喜欢A·B·佩特鲁舍夫斯基的文化修养。他挂满征尘的军服在作战条件下看来显得出奇地整洁，他穿起来也格外幽雅。佩特鲁舍夫斯基谈话很平静，总是带着老参谋人员那种引人注目的谦恭。他的话有言简意赅的特点。不过，他给我说的这些却不能使我高兴。我明白，战役计划实际上还没有开始拟制。只做了唯一的一件事：给军队下达了进攻战斗命令。但是，无论是协同动作计划，还是战斗和物质技术保障计划，还是无线电信号表，还是密码地图，凡是准备实施进攻战役的司令部所需做的事，目前一件都没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方面军司令部过晚下达准备战役的指示。博金在等总司令由罗斯托夫返回时，看来在定下决心之前犹豫了很长时间，直到元帅回到沃罗涅日后才定下决心。
我的一些助手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把发起进攻的时间往后推延几天是不是更好？但是，拖延是不行的。必须看到，夺占了帕韦列茨、斯科平和切尔纳瓦等市的敌人，有前出我北翼各集团军深远后方的危险。敌人在叶列茨方向也在继续进攻。昨天叶列茨沦陷，法西斯分子已向扎顿斯克急进。只在卡斯托尔诺耶方向，敌人才被迫抗击我军的顽强反冲击。由于德军各师继续在叶列茨方向推进，这些师的正面便大大拉宽，中间形成了一些保障薄弱的地段。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这里实施突然的突击。科斯坚科将军的快速集群应与第13集团军协同，尽快实施这一突击。
佩特鲁舍夫斯基把军队实力表交给了我。快速集群共有约两万人、八十二挺重机枪、三百六十挺轻机枪、八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一百二十六门火炮（包括反坦克炮）。坦克目前一辆也没有。第13集团军（我们集群应与其密切协同）编有六个人员很少的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还有一个甚至一辆坦克都没有的坦克旅（总计一万九千人、六十挺重机枪、九十五挺轻机枪，二十一门火炮和五门迫击炮。）
我们把自己的兵力同德军兵力（战役过程中这些情报差不多完全得到了证实）比较后，结果是不能令人高兴的。我们的人员大约比敌人多八千人，但法西斯军队的机枪却多得多（它们有两千多挺，而我们不到一千挺）；敌人有四百七十门火炮和迫击炮，我们只有二百四十五门；敌人有四十至五十辆坦克，而我们目前连一辆也拿不出来。
按照军事学术理论，在那样的兵力对比下是不可能进攻的。可是1941年秋季红军越来越经常地推翻了过去的陈规。
我们刚刚实施的罗斯托夫进攻战役，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的军事首长越来越经常地重温大家喜欢的苏沃洛夫名言：“在战争中要做敌人认为不可能做的事。”
我在熟悉下达给快速集群的进攻战斗命令内容时，惊奇地发现，这一命令同方面军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明显不一致：博金规定我们快速集群向利夫内实施主要突击，而科斯坚科将军却把主要突击大大右移，指向叶列茨。
“科斯坚科认为这样较好。”佩特鲁舍夫斯基简炼地解释说。
我再次看了一遍方面军司令部的战斗号令。任务规定得很明确：
第3集团军扼守所占防御地区，并向叶无列莫
夫、阿尔汉格尔斯科耶方向实施积极行动，在那里
牵制法西斯军队（积极行动，指的是进攻）。
第13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在叶列茨以北进攻，与快速集群对进，不让敌人夺取叶列茨市。
快速集群由叶列茨西南六十公里的地域向西北面利夫内市进攻，以便通过向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粉碎敌军叶列茨集团（博金努力给编入快速集群的
每一个兵团都详细规定了行动。）对于配置在快速集群以南的第40集团军，则要求它实施积极行动，不
让敌前出我进攻军队的翼侧和后方。
文书中一切都是规定得十分详细，表现了博金将军的作风：他爱亲自考虑预定战役的细节，实际上是替执行者解决一切问题。